惟冠山文峰之祖
冠山书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当你不能参与到这些文士们的隔空对话与高雅神交之中时，便绝对体会不出他们心底的那种默契和乐趣。
清代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白以采撰文在冠山所立《崇古冠山书院记并铭》碑，还是让我看到了梦牵魂绕的冠山书院的前世今生。碑文载：
岁丁卯，孙公裕来，言其家太守杰庠时，肄业冠山，志新吕左丞书院。会内江汪君藻督州重修，遂相山南，琢夫子洞以寄志。其制约与坤灵洞仿，桃溪白居、希大乔君记其事。
州于是别为上、下书院。迄今上书院，每逢宣圣诞日，诸生率祭于山。而下书院，旧云燕居殿、会经堂，并行源、德本诸遗，齑然一空。
稽元至正间，立尼山书院，准奉学录以式天下。时左丞官国学祭酒，因上书表请院名，赐额冠山书院。检《松峰书院记》左丞自言：院中贮奎章内阁书万卷，田一顷无考。惟余名卿士大夫游寓山中，访旧址辄诗歌以吊，若题吟残碣犹存者。
丙寅岁秋八月，裕口会州绅士而谘曰：是先大夫之志也，裕何辞之有？乃挈堪舆，步左丞故基而臬景之，厥既得吉则经营。制无梁瓦洞，洞面以三：中曰崇古，左偏曰新德，右偏曰广业。门接以坊，曰登瀛。环之厩苑，缭之墙垣，盖易木而石。度修广，揣厚薄，酌宜而为，不复袭旧也。院以外，穴池种松，量田给米，俾户者资焉。既又建“德星堂”于洞中，龛宋濂溪周子茂叔、伊川二程子、横渠张子、紫阳朱子，而乡大夫四人陪祀于其间。是役也，裕实亲往，宿公山舍，戴星出入，计凡周再，观而工竣。
余惟冠山，文峰之祖。元明以来，诸君子风雅相尚，人才萃出。值我朝德教丕兴，书院丽泽者，创自榆关王华亭。高宗纯皇帝谕部咨查院名焉，上“嘉山”入告矣。文登陶君易寻采“冠山”以署名大庚。今沿旧，疑于从同。易新，嫌于华。故颜曰“崇古冠山书院”。揆诸左史，追书公裕复正，庶几春秋两存之遗义也夫。
且裕非惟克成先志也，其意仰沐圣天子经学澍世之化，而于州人士表厚望焉，是则志之大者。时桂秋三日，以采记，并勒石辞五章如左，其辞曰：
挹彼西山，圣迹式彰。坤灵三洞，像琢中央。
赤书焕彩，古砚凝香。仪图曩哲，契休光山。
吕公崛起，擢峙岩廊。肇造书院，兼立讲堂。
斯文未丧，大雅未亡。汪公来许，丹绘宫墙。
伊淮音嗣，孙子流芳。更名高岭，在山之阳。
维白宪使，文仰圭章。曰乔国老，诗协笙簧。
乡有先达，俊人表坊。院开旧址，阁建重岗。
高扪星斗，辉烁耀芒。俯瞰川渎，五湖奠方。
孰凿昆仑，而璨琳琅。孰探石室，而藩缥缃。
羞我俎豆，欲我酒浆。嗟嗟艳士，步趋允臧。
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从白以采的碑文中，我又一次看到了书院之源。元朝至正年间（1341-1370），首次创立尼山书院，并依此为标尺，在全国推广书院。一时间，各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就是在这潮流中，时任国学祭酒的吕思诚乘势而动，“上书表请院名”，皇帝元惠宗不仅赐额“冠山书院”，而且命奎章内阁在冠山书院储书万卷。
冠山书院，果然来历不凡，是皇帝亲自命名的。这样看来，冠山书院是继尼山书院之后，元朝中央政府认可并命名的最早书院之一。
从铭辞“吕公崛起，擢峙岩廊。肇造书院，兼立讲堂。斯文未丧，大雅未亡。汪公来许，丹绘宫墙。”来看，这冠山建书院，就是吕思诚肇始开端。到明朝时，书院已经倾圮，于是，太守孙杰致仕，想重修冠山书院。结果来的时候，督州汪藻已经修好了。
不仅修好了，汪藻还在冠山书院题《冠山吊吕左丞》诗：
冠山山势碧崚嶒，驻节来游吊左丞。
十里红尘飞不到，百年青史价先增。
林皋松老荒书屋，洞口桃夭羡武陵。
酒出行厨归兴晚，笙簧遥送水云僧。
那时候的诗人是多么的高兴，诗情勃发。身处冠山，文思泉涌。当他想到：“今司经洗马杨先生廷俊亦尝读书于此，书以天之。”于是，又来了一首：
词林东署忆同游，屈指论心二十秋。
正笏元堪公辅器，阖棺那向古今丘。
凤雏长日心遮目，萱草衰年雪满头。
冒险重来伸一奠，空山无山使人愁。
同气相求，惺惺相惜。凭吊也罢，怀友也好，记忆中的美好，都愿意留在冠山，冠山也因此熠熠生辉。
吕思诚的冠山书院让汪藻修好了，孙杰只好在冠山又新建了一座高岭书院。
到清朝的时候，汪藻修复的冠山书院又破败了。于是，冠山学子张佩芳来修。阴差阳错，张佩芳带着没能修复好冠山书院的巨大遗憾，离开了人世。十三年后，孙杰的后人孙裕，又紧步张佩芳之后尘，在冠山重现了吕公冠山书院往日的风采，并将其发扬光大，由此形成的书院格局，就是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样子。
我们必须深深感谢这些先辈。他们前仆后继、你追我赶，争先恐后，重建书院的执着精神；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支柱精神；千里化缘，万民集资，众人捧柴火焰高的奉献精神以及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接棒精神，值得我们挖掘为精神财富并发扬光大。
白以采一句“余惟冠山，文峰之祖”，让我彻夜难眠。在我国古代，文人将孔子奉为自己的祖师爷，难道说这冠山与孔子真有不解之缘吗？难道说郦道元所怀疑的卜子夏西河讲学是真的？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难道也是在此冠山上进行教学的吗？难道孔子是在冠山上写得《春秋》，左丘明是在冠山上写得《左传》？卜子夏是在冠山上整理的《论语》吗？我不敢相信，也不敢想象。
我也会和白以采一样发出这样的感叹：“孰凿昆仑，而璨琳琅。孰探石室，而藩缥缃。”白以采是不是也曾怀疑这石室不是孙杰所为，而是与“文峰之祖”相匹配的古老石室呢？
可这一句“惟冠山，文峰之祖”，聪明博学的你，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吗？这不应该是诗人写的诗，更不是古人写的志怪神话吧？一点也不荒诞，丝毫也不夸大，白以采就像和老乡们讲述冠山前世今生的阅历故事一样，甚至都没有用什么形容词，应该是心平气和，娓娓道来，是在讲述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而已。我何以如此失态呢？因为我无知。
终于，我又在冠山书院里面，找到了孙裕镶嵌在墙壁深处的那块石碣，全文如下：
崇古书院留赠碣
冠山之秀，文峰之祖。历元明清，有室环堵。丕振来许，毋剥风雨。愿德星堂，与山终古。
大清嘉庆十二年丁卯八月三日，孙裕书。
这是嘉庆十二年，也就是1807年8月3日，孙裕重建冠山书院的时候，特意将此碣镶在了墙壁之中，妥善保存，以昭示后人。
“冠山之秀，文峰之祖”，显然出自孙裕，白以采“惟冠山，文峰之祖”一语，当是引自此碣。但是，这个提法恐怕不是孙裕所创。一句“历元明清”，告诉我们这个提法至少在元代就有了，而且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与冠山书院密切相关。我怀疑这个提法出自元朝大儒虞集，遗憾的是冠山曾经的虞集碑文只字未存，就连石碑的踪影也荡然无存。
好在有孙裕石碣，传承了这一重要信息。二百多年来，此碣与此碑留存在冠山之上，多少名流雅士观睹无语，未见不妥不实之词，更无有天下名山大儒与冠山一争文峰之祖称号，这事实上就揭示了一个真理：“冠山之秀，文峰之祖”，就是事实，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也是被我们自己漠视了的一个事实。
冠山书院，就象征着冠山是一座文山，而且是文峰之祖。就凭“冠山之秀，文峰之祖”这八个字，冠山就不仅仅只属于平定，也不仅仅是属于山西，而是属于整个中国，属于古往今来文化璀璨的中华民族。那么，冠山书院这个牌子，就价值连城了。
果然有识货之人。自王华亭知平定州，在州府榆关上城始建嘉山书院，到山东威海人陶易担任平定州牧的时候，终于将冠山书院之名改在了嘉山书院头上，从此冠山再无冠山书院。孙裕重建冠山书院之后，肯定也为冠山书院正过名，也争过名。但堂堂州府看中的名字，一介书生大概是无力守护的，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冠山书院从冠山上离开，走进了上城的冠山书院。
书生之力是弱小的，但书生有书生的尊严。于是，孙裕将“冠山之秀，文峰之祖”的石碣，镶进了墙壁，白以采又将“惟冠山，文峰之祖”刻进了石碑，这似乎是一种强调，也是一种断喝，是一种大声疾呼。冠山听见了，但是，冠山之外，谁听见了？是不是听见也当没听见呢？装睡的人叫不醒，装聋的人又未尝不是呢？于是，作哑。
孙裕只好将重建的冠山书院，更名为崇古冠山书院。“揆诸左史，追书公裕复正，庶几春秋两存之遗义也夫。”从白以采的文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崇古冠山书院”的名字，也是与“左史”、与《春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榆关的冠山书院，早已灰飞烟灭。而“崇古冠山书院”，仍然屹立在冠山怀抱。如今，冠山书院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人们心目中，文峰之祖，冠山书院，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冠山，她一直就在这里，冠山书院与冠山须臾不可分离。
只是这文峰之祖的蛛丝马迹，还得在冠山深处追寻，到冠山高处去领略。
冠山诗书感废兴
书院大门口，有石坊通南北，额题“登灜”二字。言外之意，来到了这里，就是走进了远古仙境，登上了瀛洲。“登瀛洲”，是我国古代的文化典故。“瀛洲”本是传说中的神仙们在海上居住的地方，能登上瀛洲的，自然就进入神仙境界，当然也就是神仙了。后来，读书人就把能得到皇帝的荣宠，或者是豪门的赏识重用，看作是登临仙界。
唐太宗官居天策上将军时，开文学馆，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等十八子为学士，供给珍膳，轮班值宿，画像题名，藏入书府。这等荣耀，当然就是“登瀛洲”了。
后来的科举之士，把金榜题名时，也看成是人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境界，那也如同“登瀛洲”一样，让人忘乎所以。这是冠山的文化，也是对学子们的一种人生暗示。
从石坊向西绕道书院外北向，又有一组巨石阵。在这里，我终于看见了傅眉的那首《陂陀石》诗：
但是陂陀石，颓唐总可人。
风霜容磊落，烟雨渗精神。
不肯孤花压，谁能乱木因。
点头汝信我，各各会其真。
其中最大的一块陂陀石上有一眼不大的石室，号“左丞石庵”，落款为“白岩”，写在首行。古篆字题刻在石室的左上方。石室高出地面有十多公分，非常工整的洞口，几乎不凿痕迹。石室门长不足1.5尺，高顶多二尺，里面稍大，供奉着神仙。坐北朝南凿成的石室，一个成年男子肯定钻不进去。
从石室遗迹来看，应该非常古老，或许以前有过开合之门，石门上方有两个眼，显然是安装小门之须。我严重怀疑这石室能是吕思诚所为？而从那乔宇的题刻落款来看，应该也是应景之作。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人，怎么能这样命名呢？这石室和吕思诚究竟有多大关系呢？也许这只是乔宇在提醒后人关注并保护而已，否则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们，随时都可能毁灭这些冠山国宝，也未可知。
莫说吕思诚时代已经有像模像样的书院可供读书，这有背后的书院背书。学子在此攻读，遮风挡雨应该不是问题，吕思诚何故要在此凿一个连他自己都难以容身的洞穴来读书呢？即使是一个小孩子，钻在里面也很难转身。这不仅莫名其妙，而且简直是自欺欺人。元朝的一位左丞相，小时候在冠山上读过书不假，可也没有留下只字半语呀。
郭纮，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84名进士出身，文武双全的他，在古州平定驿道关隘上留下了许多辞章。他为冠山留下了《首夏游冠山远望二首》诗：
行穷白云坞，步入青松林。
飞泉落轻舟，好鸟喧清音。
山僧颇爱客，瀹茗淡冲襟。
怀哉幽兰芳，凉矣轻华簪。
当年介轩子，出处知何心。
徘徊扬州鹤，怅望西山岑。
古人不可问，石磴藤萝深。
玉龙蟠曲萦山脊，蜿蜒踏艇上空碧。
何年鬼凿开神奇，高青直插苍冥裂。
松声十里溪壑清，四月仿佛寒蝉鸣。
剪霞缀雾红锦湿，倚楣花础晴空明。
冷光竦射彻毛髓，杖藜着屐者谁子？
攀缘一啸碧云秋，举头便足千里游。
自怜好道心不歇，金丹未就犹凡骨。
华发萧*事业非，时时梦到蓬莱阙。
往年云里丹邱曹，霞披翩翩清羽毛。
采虹如何掣我去，因之一置三山高。
这么好的诗，读过之后都有一种快上冠山看看的冲动。这明朝所立的诗碑，到现在为止也五百多年了，何其珍贵？但我遍寻不得。简直是岂有此理。
即使是汪藻的诗碑也没有。就是白以采碑文中所言明代重修冠山书院的汪藻，难道说他的那次非常重要的重修，就没有碑文记载？还是曾经的碑文连同石碑也被遗失了？不得而知。如果把冠山诗文，都以不同形式展示出来，冠山岂不是一座文山诗海？徜徉其中，那该是怎样的快事啊？
从汪藻的诗中，可以看出：他来冠山，也主要是追寻吕左丞的足迹，缅怀先贤遗志。只是那曾经的书屋已荒芜，杂草丛生。夫子洞，也被岩崖上的山桃花掩映着。寂静的冠山，在明朝似乎更加落寞。幸亏还有乔宇乔白岩山人，在这一丝落寞中，为我们透出了一束明亮的光芒。
相差整整一百岁的明尚书乔宇，紧步吕左丞之后尘，也来到冠山读书。而且在民间，还一直流传乔尚书在冠山上读书时，夜遇狐仙伴读，留下一段极其美丽的传说，近年来，还有剧作家将此传说搬上了晋剧舞台，回肠荡气，赚足了戏迷们的泪水，也给冠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只是这乔尚书晚年居家，遍游神州。所到之处，必留墨宝，诗碑就在院内，何以在此石室上方给命名“左丞石庵”呢？难道这是在暗示此石室是吕思诚所凿？确实让人生疑。
离开石室，继续向西，绕道书院背后，爬上一段陡峭的台阶，就进入了冠山的第三个平台，也是冠山的最高境界。白以采说，下面的冠山书院，被称之为下书院，而上面的境界就是上书院。
一步一个台阶，台阶太陡，台阶也很长。不需要攀登的太快，上几个台阶就停下来，驻足观看，冠山的美景尽收眼底，满目青山皆书院，耳畔仿佛读书声。这里绝对是一个书生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也是遥学先贤的大课堂。此情此景，我想到的是陆深。
担任过四川左布政使的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明代文学家、书法家陆深来冠山的时候，肯定也登过这里的台阶。不过，在诗人笔下不叫台阶，而是叫云梯。那诗写得好：
石梯随步与云升，又是青山第几层。
望到只疑天更近，兴来唯有斗堪凭。
岭头日月开昏晓，洞口诗书感废兴。
一自文翁归蜀后，手扶风教有谁能？
赋诗之时的陆深，刚迁任山西提学副使。是冠山上的什么吸引了他，一路策马而来，拾级而上，直奔冠山第三层？
陆深著述宏富，书法遒劲有力，如铁画银钩，为明代上海人中绝无仅有。现在上海名扬天下的陆家嘴，就是因其为陆深故宅和祖茔而得名。冠山的神奇，是能吸引天下的名人不远万里走进来；冠山的魅力，是能激发天下的名儒文思泉涌走出去。“望到只疑天更近，兴来唯有斗堪凭。”就凭你陆深给冠山留下这样的诗句，我就愿意站在这高高的山巅上大声朗诵，并深情地喊一声：陆深，冠山感谢你，冠山记得你！
高岭再谱新篇章
这上书院，也就是太守孙杰所创建的高岭书院。孙杰，何许人也？高岭书院又是什么因缘，我们还是直接看碑文更好一些。
这是明朝嘉靖七年（1528）白镒所撰《孙氏石洞肖像记》碑文：
嘉靖戊子春，余以知束鹿通判扬州府，便道祭扫，家居月余。
致仕学正窦君璘、司功苗君风，持状偕耆老刘君友贵进曰：太守高岭孙公杰，以明进士尹吴江，迨感瑞莲为祥，升任户部郎中。督漕运时，河道水浅，祷雨济舟辄应。比守临洮，洗冤活命，锄击豪强，有严明声。
厥弟木斋公侃，以乡进士尹平凉，迁富州守，州人祠而祀之。继擢登州别驾，亦著称廉勤誉。昆弟俱以母老，相继乞归。每以山水为乐，恒寓于冠山左丞吕公书院中，且吟且酌，徜徉终日乃还，岁以为常，不知老之将至也。
杰一日谋诸弟侃曰：书院南有石，高丈余，岩岩独立，诸峰拱翠。冠山，固吾州灵秀之所钟，而此石又山中之秀者也，宜凿为洞，肖圣贤像于内，用示后学，且广吾乐地，以昭永久。侃应曰：善。遂捐资，命工凿石为洞，肖夫子像，配以颜、曾，左右叠二石洞，绘圣迹始末俾人知，一道接受亦同欤夫天纵生圣之异。洞旁建书舍数楹，以为士类文会讲习之所，企希圣希贤之地，不但为科目之资，亦为行乐之地也。
其子曰应韶、曰应奎，以听选监生，专心督理。
创始于嘉靖丙戌春二月，告成于是年冬十一月。既请少保白岩乔公，撰文以记其事。复得少参东津魏公等，诗赋以颂其美。余辈忝列章逢得与游，吾欲传以诏后世。
第以夫子庙像遍天下，宜若无待于肖像焉者，则是可疑也，子盍为余言之？余谨按状而应之曰：肖像之举，甚有补于书院之设也。夫道，以中为至；学，以圣为极。人知学圣而不知所以学焉，往往流于扬、墨、佛、老，不惟道之中者，不能得创，其初学者忘之矣。
谓之学圣可乎？况书院近寺，密迩释教，学者朝夕濡染，不无禅学养心之惑。先生深为此惧，而为之肖像焉。所以别儒释，以著圣学之则也。且以颜、曾为配，盖见而知之者，惟二氏之传得其宗，如卓尔之，契二贯之，唯可知矣。
学之者，读其书，睹其容，致其敬，求其心，由颜、曾之地，以造孔子之极，斯为道之大中，学之大成。彼异端之惑世诬民者，自难为言矣。斯固先生意也，而岂徒哉？
由是言之，则知书院所以启人景慕感发，以开为学之端。肖像所以约人规矩准绳，以示为学之的。有书院以张其机，不可无肖像以立其度。二者互相为用，可相有形，不可相无者也乎。自有书院以来二百余年，而先生方与为此，其加意后学之心，不亦深可嘉乎哉？
窦君璘等再拜曰：子之言是也，余辈之心，始豁然矣。请镌诸石，以为记。
孙裕、孙杰，皆是平定城里人。由此碑文可知，到冠山建高岭书院的时候，书院的历史才不过二百来年。孙杰所建高岭书院，是嘉靖五年，也就是1526年2月春天开工，到11月冬天完竣。主要工程是选了一块大石头，在上面凿了一个洞。在洞中又雕琢夫子肖像，并以颜回、曾子像配。在此石左右，各垒一石洞，洞旁再建几间书舍，以备学士讲习所用。
当陆深看到孔子洞的时候，又写了一首《四古·高岭书院孔子洞铭》诗这样讴歌道：
穹岗峻岭，以配人文。嵯峨冠山，其上干云。
岂曰藏副，罗此典坟。青青佩衿，式歌采芹。
孔颜虽远，大道日闻。羹墙有见，慰我同群。
梵宫琳馆，一何纷纭。辟邪崇正，自我孙君。
孔子洞的出现，似乎给冠山注入了灵魂，让书院有了心灵依托。而陆深高古深奥的诗歌，无异于将孔子洞在冠山竖起了一座丰碑。“岂曰藏副，罗此典坟。”不过，陆深也怀疑这石室是珍藏文献副本的所在。
这就是孙杰所建的高岭书院。因处于冠山最高平台之上，就称之为上书院。而把中间平台上的崇古冠山书院，称之为下书院。最下面的第一平台，主要就是寺庙与槐音书院。三个平台依次叠加在冠山怀中，难怪郦道元说丰周瓢饮所在为三累山，名副其实。
白镒此文是在1528年完成的，高岭书院建成都两年之后了。白镒一文的重心，显然是石洞肖像，给人的感觉就是塑造肖像的重要与必要。可以肯定的是，白镒是在书院落成之后，受人委托所著文，冠山第三平台上的原貌，是听人叙述而已。
又过了三年，白金又为此撰文立碑，纪念此事。碑额书《新建高岭书院记》，碑文载：
书院有名，其来旧矣。唐李渤隐迹庐山，匾其居曰白鹿，君子不以为非也。自是厥后，若石鼓、若岳麓、若武夷类，皆延聚生徒数十百人，群居讲习。大率以明道修身为体，以济时接物为用，是以达人高士，彬彬辈出，书院之名，称重海内。
我平定西南九里许，曰冠山书院者，元故中书左丞吕仲实先生读书处也。山高而谷幽，草木畅茂，登眺者率倚徙，竟日不能去，兴寄深也。我国家讯扫区宇，教化益深，士皆卜筑为藏修游息之所，养其全以待用，如吾郡高岭孙公，亦其一也。
公自家食时，读书兹山。既而举进士，历官郎署，出守临洮，中外二十年余，乃辞郡符，为归老计。嘉靖丙戌春，公偕弟别驾侃，暨约所知，寻旧游之地，至冠山，宿资福寺，喟然叹曰：“运近阳九，文运恐微，招提幻相，吾儒可当瞻仰邪？”诘朝杖屦山，访求佳胜。
越山少南，得巨石嘉之，因凿为洞，名“夫子”。复作二洞为左右翼，颜夫子圣绩于其中。少保乔先生白岩、吾弟扬州倅应衡俱有记，藩臬诸公俱有诗，记载甚备，兹可略也。功完三祀之余，四方孔像废毁，而冠山之像巍然独存，是非数之偶然者耶？公复以为若圣与贤，则吾既得像之矣。
然瞻拜不可以无人，而有人不可无居也。于是，度旷地，具畚锸，诛茅集材，结精舍于洞之左。庚寅落成，乃聚书万卷，雠校其间。严规护，以导迪子孙；立文会，以旁招才隽。暇则一觞一咏，纶巾野眠，晏如也。郡士夫韪之榜曰“高岭书院”，盖乾坤乐事，尽在山中矣。
致仕清河教谕尚公聪辈，属金记之。金惟仕与学一也，或有岐而二之者，何哉？自夫仕者，有俗吏也，而后明道修身之体微；自夫有腐儒也，而后接物济时之用疏，圣人内外合一之道，果若是乎哉？公也，进则尧舜其君民，退则孔孟其后学，是盖天地一元之心矣。《易》曰“博化溥施”，《书》曰“惟敩学半”，孙公以之。他日有洞古今之情，极天下之变，弥纶参赞圣贤，其仁者出焉，谓非公风动之功不可也，岂直渔功名、媒利禄，如世之俗学云尔邪？百代而下，当与古人书院同传矣。
公名杰，字朝用，高岭其别号云。
嘉靖十年岁次辛卯中秋日，乡进士桃溪白金撰并书篆。
白镒、白金，都是进士出身，也都是白泉人。白金此文所传递的信息是：孙杰、孙侃兄弟在冠山塑孔夫子像成功三年之后，四方孔像俱毁，而冠山之像巍然独存。于是，二兄弟才又“结精舍于洞之左”，藏书万卷于其中，嘉靖九年（1530）庚寅落成，并将其命名为“高岭书院”。
这是两回事。1526年所建，就是以夫子洞肖像为主，左右二洞为辅。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高岭书院夫子洞院落里的主体工程。三年之后的工程，才是真正的高岭书院，所以，在书院落成之后，白金所撰文题，就醒目为《新建高岭书院记》。
为什么要叫这么个名呢？因为书院是孙杰建造，而孙杰，字朝用，别号高岭。
夫子洞里乾坤大
孙杰在平定古州历史上，绝对是不可忘记的人物，特别是在文化史上，绝对有其不可忽略的篇章。孙杰曾是明朝甘肃临洮太守，致仕居家，不仅在冠山新建了高岭书院，而且孙杰也是平定州红楼晚照、白岸秋霜、阳泉春色、清泉浸月、五渡平波、双林古寺、帽石烟凝、冠山雨过这古八景最明确的创始传承人。
但是，对孙杰兄弟凿夫子洞一事，我却要极大的怀疑。那洞，真是他们凿的？我不大相信。就像“左丞石庵”一样，那样的石室真是吕思诚凿的？我更渴望看到白镒、白金文中皆提到的少保乔宇老先生的纪念文章。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距夫子洞肖像的完成更近一些，也许能解开我的心中疑团。
终于，我这乾隆版《平定州志·山川》冠山条目下，看到了乔宇的《孔子洞记》这篇文章：
平定之西九里，山势秀拔者曰冠山，元左丞吕公思诚书院旧址在焉。士有肄业者，恒僦居僧寺中。太守孙君朝用在庠时，尝读书于此，每有兴复之志而未遂。暨谢政归，则书院已为汪参政藻督州重修矣。
君见而叹曰：兹山去郡学甚远，诸士子终岁弗克尽释奠之诚，匪设圣容瞻拜朝夕，罔有慢慵，其何以励学？乃相书院南有巨石，高丈余，广倍之，中可劖凿，以垂永久。遂捐赀命工琢为洞，肖夫子像，以颜子、曾子配。又叠石为二洞，以备士类息偃游艺之所，缭以垣墉，欲与书院相表里。经始于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于冬十一月，君书来，属宇记之。
或有闻而疑者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普天率土，皆庙祀以王者之礼，其尊崇者至矣。今创洞以居，无乃非几于亵乎？余曰：二氏之琳宫梵宇遍区内，金碧髹垩，穷极侈丽。至于深山岩洞之像，设亦莫不然，观者不以为异，而兹以为异耶？
或曰：彼之术，售幻以愚人，与吾道殊。太山坵垤，皎日爝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较等差哉？予曰：不然。宣圣之道，贯古今如一日，虽不系于洞之有无，但学者讲诵于斯，食寝于斯，瞻其容，谒其位，所以亲之也。亲则情至，而抠趋对越之下，殆有默契。恍悟于羹墙梦寐间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进，岂直科目之资而已乎？
蒙之彖曰：“养正圣功。”兑之象曰：“朋友讲习。”是其感发兴起之妙，与亲炙之者，奚有间耶？况礼以义起，因山之石以凿洞，厥功也不费。太守君取义于此，可谓探本于众人之所未知，而用力于故典之所未备者，有裨于后学大矣。若曰徒取观美而已，恶足以知太守之心哉？疑者释然而退。因书以为记。
君名杰，登弘治庚戌（1490）进士，以知府致仕。自祖、考，第、侄、子与孙，历五世，皆读书于冠山书院。一门张逢之盛，吾州称望族云。
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夏六月既望。
碑呢？遍寻冠山踪迹全无。总以为这是一大遗憾，这么珍贵的碑文，怎么能丢了呢？
我在夫子洞口向里仔细端详的时候，不仅看到了正襟危坐的夫子像，而且还有颜子曾子的配像分列左右，栩栩如生，完好无损，这真是阳泉地区难得一见的完整的石刻雕像。
让人惊讶的是就在洞内西石壁上摩崖镌刻着乔宇的这篇碑文，完整清晰。碑文题目是《新修夫子洞记》，文后明确“乐平乔宇撰并书”，这是乔宇真迹。这真是太好了。我本以为到此已让我非常震撼了，万万没想到与乔宇碑文相对的洞内东石壁上，竟然还有“孔子见老子”的石刻画像，线条非常流畅，二位哲人神态逼真，依稀还有第三者，隔着铁栅栏我确实辨认不出来。
确实是古人不欺余。白金在《新建高岭书院记》中说：“颜夫子圣绩于其中”，应该就是指这幅线条流畅的石刻画像！
国内的孔子见老子图，最早原石见乾隆年间出土于山东嘉祥县武宅山，现已剥蚀模糊。如今流传的多系《金石索》木刻摹本。而冠山夫子洞里的孔子见老子石刻画像，可是明代孙杰的杰作？那这至少就是明代石刻画像，也极有可能是中国较早的孔子见老子的石刻画像。
孔子见过老子吗？见过！《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君曰：‘……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臣请与往。’公曰：‘诺。’与孔子车一乘、马二匹，竖子侍御，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老子何许人也？那可是周王朝国家档案藏史官，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见到的。当时的典章就藏在石室之中，藏之名山，乃国之禁地。藏之文献，乃国之重器，绝不可肆意示人。即使是孔子，也不能想见就见。而从这一记载来看，孔子见老子，显然是通过南宫敬叔请示鲁国国君，在鲁国国君许可并同意的前提下，亲自给提供一乘车，两匹马和一名童仆，又显然是在南宫敬叔的引荐下，孔子才见到老子。
南宫敬叔又何许人也？据《孔子年谱》记载：“十七岁，鲁大夫孟懿子与兄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可见，孔子17岁的时候，南宫敬叔就拜师孔子学礼，是孔子最早的弟子。又载：“三十五岁，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见老聃而问礼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皆无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此时的南宫敬叔，是鲁国大夫，也是连接鲁国国君与老子的桥梁与纽带。
也许这就是孔子第一次见老子，至于这里面有什么禁忌与关节，我们不知道，反正没有鲁国国君的许可支持，没有南宫敬叔这个通行证，大概都不能成行。关于这一次见面，《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简要记载。只是这次见面，就连孔子和老子，也均未曾料到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的未来。虽然这次见面，孔子最大的收获只是得到老子的两句话，但是，见面之后回到鲁国，孔子的弟子却逐渐增多起来。关键是这两位巨人见面了，相知相识了，也为今后的不断来往提供了可能。
冠山有石室，由来已久。有石室，就一定有老子看护。有老子看护，就一定有孔子拜见。夫子洞中的孔子见老子壁画，给了我们这样的暗示。也说明那石刻壁画中的第三者，就应该是南宫敬叔。冠山石室可能是解开两位巨人石室会面历史真相的金钥匙，弥足珍贵。
尤其是孔子见老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事件，这不仅仅是两位文化巨匠的对话，而且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走向民间的肇端，是文化天下的始发。问题是这么重要的文化信息，乔宇老先生怎么不诉诸自己的文中呢？而且在整个冠山碑刻的州志记载中都被忽略了呢？
孙杰夫子洞肖像是嘉靖五年（1526年）冬完成的，请乔宇老先生为文纪念时已是嘉靖六年（1527）六月中旬了，这半年之后的文章，能不能说清楚“嘉靖五年春二月”之前的冠山原貌原状，看来是不可能了。因为乔宇老先生并没有前来冠山考察过夫子洞肖像的来龙去脉，而是看了孙杰写来的书信之后，他也以为是选了一块石头，凿了洞，塑了像，而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而当白镒、白金撰写碑文的时候，就更晚于乔宇了。他们就更不能知道冠山石室的真相了。最大的可能是夫子洞原来就是石室，孙杰不过是在里面雕琢了夫子肖像，将石室变成了夫子洞。退一万步说，将夫子肖像雕琢在石室里面，并不好观瞻，除去不受风吹日晒雨淋之外，一点顶礼膜拜的庄严氛围都没有。由于洞口不大，位置太低，加之光线也不好，要想清楚地看到先师尊容，也绝非易事。你必须弯下腰来，或者蹲伏在洞口，定睛辨认，才能看到。这般模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表现出对先师的尊敬。
问题是这么好的石头，你直接雕塑成孔夫子巨幅像，或站，或坐，都可以让人仰望，学子们围坐在先师身旁，可亲可敬，这样不是更有利于亲其师信其道吗？这么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一件好事情，何必搞得这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猥琐龌龊呢？不端庄大方，就是一种亵渎，根本谈不上敬畏。
如此这般，倒教人觉得这夫子洞根本就是借了夫子一个好名声，并不实用、好用。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石室原来就有，孙杰只是在里面雕琢肖像而已。
夫子洞是嘉靖五年（1526）完工的，高岭书院嘉靖九年（1530）才落成，乔宇于嘉靖六年（1527年）初夏撰写此碑文。即使乔宇此文距孙杰凿夫子洞最近，也是功成之后半年天气了。如果距开工之日起算，都一年又半载了。靠别人叙述而完成的这三篇纪念文章，都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均未在夫子洞开凿之时前来观光，一探究竟。只是凭口述者描绘，还将工程指向全部引入对先师孔子的崇敬之情上，似乎将最重要的东西忽略了。
如果孙杰的底线是：不是我建造的，我就绝不掠人之美。那么，三篇碑文均未提到的夫子洞院落前的门楼牌坊和夫子洞内的孔子见老子石刻画像内涵，是不是就更加古老？我不敢想象。我不是考古家，但我能感觉到冠山的伟大。
敬惜字纸传天下
哦，原来如此。孙杰凿夫子肖像，将冠山关注点引向了尊孔的道路上，似乎也在暗示我们，冠山与孔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和卜子夏有直接瓜葛。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冠山，孔子是来过的，卜子夏在冠山是讲过学的，非如此，不足以“文峰之祖”称之。
而当我看到冠山的另一奇景之时，我更确信这是卜子夏教授西河的地方。
冠山上有一座“敬惜字纸洞”，就在高岭书院夫子洞的右上方，位于冠山第三平台的正中央。冠山心腹，林木苍翠，婆娑之中，掩映着一座石头叠砌的高大圆形建筑物，这就是“敬惜字纸洞”。
那么高大隆重的敬惜字纸洞，古今中外大概只有冠山上有吧？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孙杰及其学者们，怎么闭口不谈呢？难道是有什么隐情吗？还是确实说不清楚呢？
一座敬惜字纸洞，激起我浓厚的兴趣与极大的好奇。咱自己也算是读书人，但是，要将废弃的字纸全部如此慎重地去焚化掉，这得对字纸有怎样的敬意才能做得到啊？又是怎样的规模才用得着要如此巨大的焚化炉来燃烧呢？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潘应珍在冠山所立《重修敬惜字纸洞记》碑，解开了我心中的疑窦，碑文载：
冠山旧有敬惜字纸洞一所，不知创自何时。因年远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今复开一洞，添筑焚化字纸池，与新洞相连。洞中只可藏灰，以为久远敬惜之意。是工可谓后贤续美，诚盛事也。今将捐资芳名立于左（略）。
紧随其后，潘应珍又题写了《修敬惜字纸洞》诗二首：
仓颉流风创字传，由来染翰写花笺。
诸君慷慨开新洞，为惜残编不惜钱。
重开石洞在冠岗，检点零星字纸藏。
寄语洛阳攀桂客，青山腹内画文章。
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啊！太珍贵了。原来，冠山之上，还有如此古老而独特的“敬惜字纸洞”，古老到“不知创自何时”。这洞不是摆设，而是有实际效用，而且是“年远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这得烧去多少字纸，才能将如此规模的洞穴填满啊，而且，确实是填满了，是实实在在地填满了。于是，在1897年7月，才又新添了一座“焚化字纸池”，并与原来的洞坑连为一体。“洞中只可藏灰，以为久远敬惜之意。”这是什么样的学生，又对文字抱有何等虔诚，才能做到如此敬意呢？就凭这一分敬意，“文峰之祖”，就当之无愧。
敬惜字纸，也就是尊敬珍惜带有书写文字的纸张，是中国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于是，就出现了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就有了所谓的“惜字功律”
“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美德，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字纸，代表的是文化，体现的是人文，表达的是崇高。敬惜字纸，也就是敬重汉字，珍爱汉语，崇善文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是承载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所以，敬惜字纸的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古代，特别是清代，有讲究的士儒家族，在建构住宅的时候，一定要在墙壁上留一个焚化字纸庐，很类似于佛龛，但规模都很小很小。像冠山“敬惜字纸洞”这等规模的，绝无仅有。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华民族“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发源于冠山。而冠山的“敬惜字纸洞”，当是天下焚化字纸池、洞之祖，这些完全可以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这“年远代湮，字灰盈洞，不能再容”的“敬惜字纸洞”，让我彻底相信郦道元怀疑“丰周瓢饮”为卜子夏教授西河处，是完全有依据的。我确信，冠山就曾是卜子夏教授西河的场所，非如此，这敬惜字纸的优良传统何以兴起？非如此，这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尊严何以养成？非如此，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峰之祖”何以当之？
甚至我怀疑这冠山，先师孔子当年极有可能也是来过的。而且孔子不仅来过，在冠山上还大有收获。如果不在这里，孔子如何能撰写史书《春秋》呢？孔子删书，然后才有《尚书》，还将三千余首诗歌删减成《诗经》，不在冠山上，他老先生怎么可能得到只有在国家藏室中才保存着的那些珍贵资料呢？要知道，这些资料在当时可全都是国之重器，必须是由国家政府机构专门收藏保存。
倒是从乔宇文章中，我看到了这次凿洞肖像之外，还围起了院墙，“缭以垣墉，欲与书院相表里。”但是，围绕夫子洞肖像与高岭书院的这三篇文章，均只字未提夫子洞小院门口的门楼坊是不是也是孙杰所建造，上书“于此寻孔颜乐处，超然得山水真机。”楹联，而且在门楼坊之前，还有一座门楼一样的无字牌坊？如果是，这么高大巍峨的两座门楼坊，他们为什么都不写？或者说孙杰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写在文中？如果不是，以孙杰文人的诚实，非我所建，君子不掠人之美，这也在情理之中。
这楹联非常有意思，仿佛就是在告诉人们，这就是当年卜子夏教授西河的地方，是对宗师孔子的无限敬仰，更是对中国文化的无比敬意。一字一纸，一言一行，无不透露出学者的虔诚，传者的博大，文者的精深。敬惜字纸之所作所为，像极了比孔子小44岁的河东学子卜子夏的做派，那么，“丰周瓢饮”也极有可能是卜子夏或其门徒所为。
除去那个时代，大概就不会有人再题写“丰周瓢饮”这样讴歌周道的石刻了吧？孔子崇尚周礼，孔夫子的门徒崇拜先师，也只有在那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才有这样的感慨。这让我想到一则古话。
西汉刘向《说苑•卷第十一》载：“齐景公谓子贡曰：‘子谁师？’曰：‘臣师仲尼！’公曰：‘仲尼贤乎？’对曰：‘贤。’公曰：‘其贤何若？’对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贤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对曰：‘今谓天高，无少长愚智皆知高，高几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贤而不知其奚若。’”
翻译过来就是说齐景公问子贡：“你的老师是谁？”子贡说：“是孔子。”齐景公问：“孔子贤吗？”子贡说：“贤。”景公问：“有多贤？”子贡说：“不知道。”景公说：“你知道孔子贤，却不知道有多贤，有问题吧？”子贡说：“大人、小孩、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都说天高，可到底天有多高呢？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说孔子贤却不知道有多贤。”
这就是那个时代先师弟子们的心态。即使是孔老二周游列国碰壁记中，把孔子说成是“丧家犬”一样，甚至孔子都认为这个“丧家犬”的说法非常贴切，可是在三千弟子的眼里，孔子是博学的，思想是深刻的，文化是深远的，人格是伟大的，这大概也是对“丰周瓢饮”的一种最好解释。
卜子夏授徒二百，当时的名流李克、李悝、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等都是他的学生，连魏文侯都“问乐于子夏”，尊他为师，这才是有名的“西河施教”。晋国都城在娘子关晋阳城，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三家的老窝都曾经是在今天的阳泉市境内，魏文侯时代的魏国首都就在今天的平定城，就在冠山脚下，非如此不足以当“丰周瓢饮”。
那我的怀疑就更大。
冠山是孙杰父祖五世读书的地方。这就充分证明古州学子来冠山求学，几乎都是在冠山第一层的槐音书院，包括吕思诚父祖在内。吕思诚在冠山第二层建冠山书院之前，王构王秦溪就在此教书，其父祖就在冠山为学。张佩芳在槐音书院读书之时，就发宏愿要修第二层的冠山书院。孙杰来修时，汪藻已经修好了，孙杰父祖当也在槐音书院进修。
如果冠山仅仅是这些学子们功成名就的原点，我认为冠山的功劳很大，但还不足以让天下学子驻足到仰望的地步，即便是出了元左丞这样的才俊，也不足以能称之为“文峰之祖”。孙裕重建崇古冠山书院镶嵌“文峰之祖”，难道说就因为从冠山走出去一位左丞相，然后，又紧步吕思诚后尘走出去一群进士吗？
这群进士迷恋的难道是仅此而已吗？冠山之魂，不应该如此低俗！何况在冠山书院之前，状元王构来过，大诗人元好问来过，执平定州文化牛耳的赵秉文来过，这些吕思诚的前辈，都曾经迷恋过冠山，他们来的时候，吕思诚还没有出生，他们总不可能是因为一个左丞吕思诚而彷徨吧？
文坛巨匠冠山情
必须回到吕思诚之前！也就是冠山建造书院之前一探究竟，才能看清冠山的本来面目。
赵秉文来了，他是金朝平定州的缔造者。明代赵景先《六贤堂记》载：“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滏阳人。中金进士第，应奉翰林。大安二年知平定州，建涌云楼，撰记刊于石，手泽犹存。除翰林侍讲学士，转侍读，拜礼部尚书，知集贤院。所著文字，号《滏水集》，凡七十余卷。”可见，赵秉文也是金朝文化的扛鼎人物。他给这座心目中的圣山留下了《重午游冠山寺》一诗：
南风摇百草，吹我游山樊。
青山映华发，似我头上冠。
长松五月窗户閟，终古不散苍云寒。
步出乔木杪，俯视林下鞍。
飞亭枕爽垲，更觉天宇宽。
凭高送远开心颜，白云青嶂非人间。
深林冥冥白日暮，飞鸟裔裔长空闲。
夕阳万里开野色，晋赵形势空河山。
时清老守容痴顽，临风把酒遗巾纶。
明朝却望题诗处，城楼惟见烟中竿。
赵秉文来的时候，这里除了风景如画外，和一位痴顽老守把酒临风，也只看到“晋赵形势空河山”。战乱早把心目中的圣山改变成了空河山，但他还是来了。
即便是身居平定州上城官府的赵秉文，哪怕是一场风雨，都让他念念不忘心目中的冠山，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结？云头雷声滚滚，风从冠山吹来，窗外树叶沙沙作响，他坐在涌云楼上看这场雨的到来。于是，他提笔写下《冠山雨》一诗，为这场雨命名：
片云头上一声雷，欲到冠山风引回，
窗外忽传林叶响，坐看飞雨入楼来。
风从冠山来，漫天冠山雨。冠山何所有，文士古来迷？
冠山肯定是有吸引力的，否则，不会让中国北方的文坛巨子赵秉文如此梦牵魂绕。刘祈《归潜志》云：“赵秉文……魁然一时文士领袖，自号闲闲居士云。”
然后，赵秉文的超级粉丝元好问也来咏冠山。他在《乡郡杂诗》中，写出了绝妙好诗：
百年乔木郁苍苍，耆老风流赵与杨。
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
这诗中的赵，就是赵秉文，而杨，即是杨云翼。《金史》赞杨云翼、赵秉文二人为：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
赵景先在《六贤堂记》中又说：“杨云翼，字之美，乐平人。金明昌间状元及第。与闲闲赵公齐名。拜吏部尚书，终翰林学士，谥文献。评者以为百余年士大夫身备四科者，先生一人而已。”杨云翼天性雅重，练达吏事，直言敢谏。主持科举三十年，与赵秉文共掌文柄，世称“杨赵”，元好问曾盛赞杨云翼“惟其视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
在元好问眼里，赵秉文与杨云翼是深深影响过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在中国历史最混乱的年代，武力肆虐。杨赵二人挺举中国文化大旗，可谓“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居功至伟。在平定州府之内，以总帅聂珪为首，建议应该为他们二人建“二贤堂”以示纪念。后来之榆关城里的州牧们，不仅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建起了二贤堂，而且后来还建成为四贤堂，到清代，又演变为六贤堂、崇贤堂。古州进入了名贤汇集，群星闪耀的灿烂时期。
元好问的《乡郡杂诗》继续吟诵道：
新堂缥缈接飞楼，云锦周遭霜树秋；
若道使君无妙思，冠山移得近城头。
这一句“冠山移得近城头”，成为了千古绝句。是说给榆关城里的使君赵秉文听的，如果你没有奇思妙想写不出好文章好诗句的时候，你就看看冠山。看不到冠山，你就想想冠山。如果冠山也想不好，那就干脆把冠山搬到你这榆关城头上来吧！
搬来能干什么？冠山是文峰之祖，当然是写文章奇思妙想的源泉，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发祥根本，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广远厚重的象征。
当然，元好问的本意，是冠山的文化象征意义，而绝不是把冠山真的搬过来。
元好问也被请进了四贤堂。赵景先《六贤堂记》载：“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忻之秀容人。金登进士第，为左司郎中兼起居注。元世宗召拜翰林学士不就，寓平定者十余年，有《遗山集并乐府》行于世。”元好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坛巨匠，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就辉煌了整个金元时代。其实，“冠山移得近城头”诗句，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更高。
元好问的诗歌影响是巨大的。到清朝祁隽藻还在读他的诗，并写下《读元遗山诗》来回念故乡：
冠山飞入涌云楼，更忆阳泉道院幽。
不是诗人感乔木，霜林谁识故乡秋。
清康熙年间，曾任山西太原府同知的浙江人赵端，在《平定十二忆之冠山》一诗中，也再次演绎了元好问诗的意境：
冠山飞翠入平州，缥缈高城烟景收。
想象遗山诗句好，周遭云锦是新秋。
可见，元好问是把冠山当成妙思之源、文峰之祖来歌颂的。而自元好问诗之后，人们就把元好问歌颂冠山的诗境变成了冠山的化身，一再拿出来铺陈，而冠山本身，似乎在文人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到清朝时，终于把冠山书院搬进了榆关城，冠山开始失魂落魄。
在《元史》中被誉为“风度凝厚，学问该博，文章典雅”的王构，也曾随父母迁居平定。至元十一年（1274），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草伐宋诏书。练熟台阁故事，凡祖宗谥议册文，皆所撰定。宋亡，受命到临安（浙江杭州）取三馆图籍及礼器仪仗。十三年迁翰林应奉，升修撰，可谓元初一代大儒。他来冠山的时候，还带着孩子们。王构在他的《冠山携幼》诗中写道：
飘渺楼台出翠微，东山豪杰晓相携。
云深白石老僧住，花落松庭幽鸟啼。
满目风烟嘉水上，千年胜概井陉西。
金螺紫酒阳春曲，拼取归来醉似泥。
王构，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平定人。《元史·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四》载：“其居丧庐墓者，则有太原王构。”此有孝行者，就是平定州王构。赵景先在《六贤堂记》中载：“王构，字嗣能，号秦溪，其先磁之武安人，父青峰先生为金节度副使，避兵西来，遂为平定人。元世祖立国子监学，由监察御史除监丞陛司业，与鲁斋许先生同定学规，斯文是赖。”就凭王构为元朝“同定学规，斯文是赖”，就可以看成是元帝国的文化旗手、教育圭臬。而此“鲁斋许先生”，正是被明朝薛瑄在《许鲁斋先生赞》文中所言“朱子之后，一人而已”的元代大儒许衡许仲平，学者称之为“鲁斋先生”。难怪平定州府六贤堂纪念馆里面有王构一席之地，绝非等闲之辈。
赵景先在洪武十八年（1385）写这篇记的时候，正是应吕思诚之子吕之裔和王构之曾孙王由的求说：“近代太常世隆徐先生撰《四贤堂记》，吕忠肃公撰《五贤堂记》，悉毁于兵燹，今六贤堂再建，未有记者，敢以请。”可见，吕思诚与王构的后代们彼此不仅认识，而且还有交流，居住地应该不远。
其实，“吕思诚父祖数世皆从秦溪王司业读书于此”，王构是吕思诚父祖数世之老师，这是何等情谊啊！但是，我遍寻资料，也不能确定王构是平定州哪个村的人，而且我严重怀疑王构是阳泉小河村人，至少也是居住在小河。因为小河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至今仍保留着一幢古老的院落，其门匾砖雕为“肯堂构”。神奇的是王构本人，姓王，名构，字肯堂，竟然巧合的一字不差，不能不让人生疑。
但是，清《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陵墓》载：乐平县“王无咎墓，在县西巴川。子，国子监司业构祔。”按照落叶归根的传统，王构把父亲安葬在了昔阳巴川，祔字，也说明这是王构的祖坟。
而我更关心的是，王构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上冠山来，又看到了什么呢？自称“东山豪杰”，看“嘉水上”的风烟，感慨这“井陉西”的名胜古迹，这些都是最古老的榆关胜迹，也是平定符号。关键是王构看到了“云深白石老僧住”。这冠山上住着老僧的“白石”，应该就是冠山石室吧？
那时候的冠山，还没有冠山书院。资福寺还没有钟鼓楼，只有破败的真武庙，还有“圣母灵宫”，也许还有冠山精舍。上书“传五万里人情多少奇观廿二史；绘四千年物色分明俗说十三经”楹联的大戏台，也许还没有，也许是刚刚有吧？元朝的时候，应该只有“廿二史”吧？但是，这些能成为吸引那么多先哲前来冠山的理由吗？绝不可能！走进古州任意一个大一些的村庄，都比冠山的建筑要古老精美的多，故事更精彩。
冠山有什么？冠山的什么才是最有魅力的？
冠山石室微涓溜
冠山石室！是的，只有石室！是的，就有郦道元笔下的“丰周瓢饮”石以及“丰周瓢饮”石旁边的石室，还有遍布冠山每个平台的冠山石室。
这冠山第三平台高岭书院周围，陂陀石最多，上面还有那么多石刻题字。
乾隆版《平定州志·山川》载：“冠山，两废书院，左右皆前贤题勒石迹。曰‘状元’者，相传金状元杨云翼题，旁有大石，平可跌坐，击之中空而响。曰‘仰止圣真’者，明嘉靖时，山西参政、前提学副使，古鄢陈棐书。曰‘心目豁然’者，明万历间，松岩山人葛思茂书。曰‘云中坐论’、曰‘达观’、曰‘龙惊’者，皆松岩书。曰‘高山大川’者，王云凤书。曰‘兆我生徒’者，河东王廷对书。曰‘白岩’者，字作古篆体，‘白岩’，乔庄简公别号也。附傅眉五言古诗一章，商喜刻。曰‘一望无际’者，缺题名。又有石曰‘白云深处’者、曰‘远尘’者，亦松岩书。曰‘静修’者，乔白岩书，皆在山后。”这简直就是文人雅士在冠山上的一种狂欢。
自古名山，多有题刻。但大多题刻在悬崖绝壁上，题刻在碑石上。像冠山上如此规模壮观的题刻，却都在一川陂陀石头之上，极为罕见。而且，像金朝状元杨云翼题写“状元”的状元石旁，还有大石头可供人们坐卧，敲击之下，“中空而响”。这不都是天然的石室好材料吗？冠山上的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应该就是冠山上的原生特产。也正因为如此，才诞生了极具文化内涵的“冠山石室”，天造地设，顺其自然，这符合中国文化的内敛风格。
苗蕃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写下了《秋日冠山状元石、夫子洞手谭》一诗：
石冠冠山玉露秋，苍林如醉胜瀛洲。
钟王逸笔难拘格，董贾雄才未逐流。
雁阵几行斜羿谱，龙团七碗沁诗喉。
谁龛尼父西天上，选佛场中隐状头。
在此儒雅的环境中，下一盘围棋，喝七碗清茶，仿佛都能听的见落子无悔的脆声，闻得见似有若无的香茗。
如今我漫步在冠山高岭书院，还看到了乾隆年间张佩芳题写的“英雄进步”、 名士黄允宽题写的“寻孔颜乐处”、潘乐庵题写的“第一石”；光绪年间张諴题写的“仰之弥高”；还有无名氏题写的“上书院”，以及夫子洞牌坊门楼巨大的英雄柱石上镌刻着一副楹联“于此寻孔颜乐处；超然得山水真机。”
特别是旁边的文昌阁上，郡人李培荣写的一副对联，点透了冠山石室的禅机：“四面云山环斗极；满城烟树焕文章。”这是文人的聚会，更是文化的交流。一块未署名也无年代的石刻“文会”，倒是恰如其分地将冠山石室的真谛告诉了人们。
来到冠山望榆关，回到榆关想冠山。榆关城和冠山之间，仿佛就是一个文字相连着，成了那个时代古州诗文的不灭印记。你看明代王琼写的《游冠山》：
冠山突兀峙城西，睨傲多时思转迷。
俨与榆关增壮观，故为高士作幽栖。
缅怀先哲寻遗址，遍拂雕墙觅旧题。
最爱老僧无个事，溪边闲洗种花泥。
你再看平定知州姚会极所写《秋日登冠山绝顶晚归有感》：
峰回径转入羊肠，斜日登临屐齿忙。
行次高空扶帽稳，留题绝壁近诗狂。
风吹驿路烽烟静，日下寒林老树苍。
过眼秋成今岁好，爱寻父老话农桑。
这个知州姚会极，是山东巨野人，明嘉靖七年进士。这种居庙堂之高，则盼“秋成今岁好”，处江淮之远，则“爱寻父老话农桑”的亲民作风，正是骨子里的儒雅。
这么多风雅之士乐此不疲地前来冠山，绝不是看风景，甚至也绝不是看书院，寻觅石室还差不多。更贴切的寻觅，应该是石室里的典藏，是石室里的文章。潘应珍在《创修敬惜字纸洞记》碑文中的“仓颉流风创字传，由来染翰写花笺。”和“寄语洛阳攀桂客，青山腹内画文章。”的诗句，应该是揭示了冠山石室的奥秘，也揭开了“惟冠山，文峰之祖”的魅力所在。否则，我们不能解释冠山书院创立之前，就有这么多文坛巨子络绎不绝前来冠山干什么。空空如也的一座冠山，迷恋的竟都是文坛高手，恐怕只有冠山石室才有此魔力吧！
尚书，尚书令。上书房，上书院。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尚”字，怎么那么眼熟呢？像什么呢？像不像头上长着几棵小草的一块巨大石头上开凿了一个洞？这不就是一个尚字吗？尚者，上也。尚书，难道最初就是藏在石头洞里的书吗？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石室，就是冠山石室，这是国之重器藏储禁地。
冠山有石室吗？冠山上的那些石头是石室吗？冠山的夫子洞真是孙杰凿的吗？
解铃还须系铃人。当我再看孙杰所写七律，《白岩乔少保前韵》诗时，一句“不须缘志寻石室，久有山人在此潜”让我恍然大悟。
在孙杰兄弟凿夫子洞肖像之前，那石头就是有洞的。这些有洞的石头，就是“石室”！而这“石室”，孙杰是认得的，也是知道的。只是石室全部空了，里面的东西也早就消逝了，没有用了。所以，孙杰是请人又在石室里面雕琢了夫子肖像，让“石室”摇身一变成了“夫子洞”。殊不知，孙杰这一变，却将国家档案馆藏之重地，演变成了尊孔习儒的课堂。
知道石室的人，不仅只有孙杰，还有白以采。你从“孰凿昆仑，而璨琳琅。孰探石室，而潘缥缃。羞我俎豆，欲我树浆。嗟嗟艳士，步趋允臧。”的石室铭辞中，不也能感受到“凿昆仑”“探石室”的困惑与疑问吗？
只有孙杰劝慰人们，不用立志寻找冠山石室的前因后果了，不过就是些早年间的山人在此潜居罢了，没什么意思，还是踏着老夫子的足迹好好读书是正事。
哦，也许孙杰在石室里面造像也不是首创，吕公书院北边的巨大陂陀石上，所谓的吕公石庵，里面不是也凿石像了吗？传说那是吕思诚自己凿的，怎么可能？
还有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讲“丰周瓢饮”时，“山下水际有二石室，盖隐者之故居矣。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两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结牖，连扃接闼，所谓石室相距也。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庭中亦有旧宇处，尚仿佛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丰周瓢饮，似是栖游隐学之所。”
可见，围绕北坎“丰周瓢饮”两石室的，西面也有两石室，南门也有一个石室，水边上还有两个石室。仅此一处，就有七个石室。东边的石头上有捣米面的兑臼，兑臼后面的庭院，不就是现在的资福寺吗？一千五百年过去了，郦道元的描述与今天冠山“丰周瓢饮”周围的面貌还能对应上。只是微涓石溜的景象没有了，七个石室没有了，只留下孤零零的“丰周瓢饮”任人评说。
这些石室，肯定不是孙杰凿的，也肯定不是吕思诚凿的，更不是郦道元所凿。
问题是冠山石室都哪里去了？遗失了？损毁了？还是长上腿自己跑走了？神乎其神的事情还真有。当我找到一个冠山石室的时候，非常惊讶，感觉不可思议。因为这冠山石室，已经落户西郊村了。
据《西郊村志·文化》载：“石佛爷庙：村北一公里处的白家坡底西边，有一座用沙石雕塑的小庙，即佛爷庙。该庙创建年代无考。……整座庙宇造型别致，玲珑剔透，古色古香，里面供奉石佛爷。”
又在《西郊村志·附录》中载《石佛爷的传说》道：“据传，很久以前，有一年发大水，汹涌的南川河水急流直下，在白家垴居住的村民在岸边观看。这时河中突然传出‘救命！’‘救命！’的呼叫声，有两位胆大的村民急忙跳进河中去救，从河中救出来却是一个石人，高不到二尺，盘腿坐在莲花上，村民们见其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并留有胡须，便称其为‘石佛爷’。于是，村民们便在白家垴坡西的山下，专门请工匠师傅修建一座沙石小庙供奉。由于是从河中捞出，所以后来村民们如遇久旱无雨天气，便由村耆老率领抬上八抬大轿去请石佛爷祈雨。据说请石佛爷出庙并非易事。民国时期，能请石佛爷出庙的村民只有魏双川一人。此人身材高大，臂长有力，请时先行请礼，随后将巾腰带解下，挽住一端，系在石佛爷塑像后，另一端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双手将石佛爷托起，双臂、脖子协调用力，才能将石佛爷请出。然后八抬大轿抬至河神庙前，敬供在临时搭制的棚内，直至降雨后，再将石佛爷送回原庙。”
从此传说中可知，石佛爷是从南川河冲下来了的，然后给佛爷修建了一座沙石小庙供奉。我倒以为真相可能是冠山石室被洪水冲下了山，冲进了南川河，冲到了西郊村，也许也冲来了石佛爷，于是，将其合为一体。或许有一度时期，冠山石室里就被供奉了石佛，也未可知。总之，这冠山石室是从河中来到西郊村白家垴坡底的。
从石头质地来看，当与冠山石室相吻合。从造型来看，当是现存石室之中造型最美的。只不过从冠山在洪水中冲到西郊村，也有十多里的路程，损毁是免不了的。但从主体尚好来看，冠山石室是结实耐用的，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可见古人在冠山石室藏储文献典籍，选材独具慧眼，选料朴拙厚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在冠山石室的运用上，简直是妙手天成，完美无缺，臻于至善了。
单从夫子洞石室门口一侧来看，与吕公石庵石室如出一辙，与西郊石佛爷庙石庵如此神似，都有过门框痕迹，这显然是藏储东西用来安装小门的。
巧合的是冠山龙王庙，今只有底座，上面不大的房屋是后来砖砌的，上面的石室没有了。而西郊村的石佛爷庙，原来也没有底座，是后来补修的。将冠山龙王庙的底座与西郊石佛爷庙的石室合为一体，应该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的。
冠山石室，由来已久，当是古代帝王密藏重要档案之地，也是国家图书馆馆藏之地，是国之文献典藏之地。原来，这满山的冠山石室，就是古老的文化遗产，是非常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冠山石室在此，独此一家，别无分号。那么，冠山也就是老子当年的工作场所，因为老子曾经就是国家档案、藏书馆馆长。最古老的国家典藏，就存放在石室之中，由此，冠山还产生了另一个成语：石室金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