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奥地利的第二国歌，它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它自创作之始历经一百五十年却仍旧长盛不衰，它赞颂了德奥直至东欧绝美的河谷风光，也继承传扬了德奥无双的音乐传统，它的鼎鼎大名让无数人希望能够蹭到它的光环，邪恶的政治势力对它又爱又怕，它始于战争，又在一次次的战争中被传唱，可现在它却成了代表美好、安宁以及祥和的象征——它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一曲华尔兹，《蓝色的多瑙河》（An der schönen blauen Donau）。
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II）雕像
“是魔鬼写了这首曲子”
1865年，维也纳男声合唱团（Wiener Männergesangsverein）总监约翰•荷贝克（Johann Herbeck）委约当时已然大名鼎鼎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II）创作一首合唱作品。可是作为沙龙忙人的施特劳斯，根本无暇抽空来完成委约。彼时的施特劳斯是维也纳小资产圈子里的作曲红人，相比于合唱作品，轻歌剧和舞会音乐更能挣钱，也更能取得名望。
可就在1866年，当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对普鲁士的战争中失败，在经济上也开始走下坡路，不可一世的奥匈帝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上自王室贵族，下到资产阶级以及平民，充满了惶恐与不甘，士气低迷。施特劳斯想到了荷贝克一年前的邀约，有什么比创作一首旋律优美动听、赞扬祖国美好河山的音乐更能提振整个奥匈帝国士气的呢？
施特劳斯首先就想到了奥匈诗人卡尔•伊西多•贝克（Karl Isidor Beck）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每一句的结尾都是“多瑙河呀，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处于浪漫时代的作曲家总是容易受到诗歌的感召，施特劳斯就想以此为灵感创作一首歌颂多瑙河、歌颂维也纳、歌颂奥匈帝国的乐曲。
施特劳斯一挥而就写成了《蓝色的多瑙河》的乐曲部分，然后他通过合唱协会委托诗人约瑟夫•维尔（Joseph Weyl）填词。施特劳斯灵感来源的诗作者贝克其实出生在匈牙利，他的诗歌对盘踞在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匈帝国也并没有多少特别的情感，所以维尔的工作就是根据施特劳斯的音乐和贝克“蓝色的多瑙河”的创意进行二次创作。施特劳斯之后又不断扩充音乐部分，维尔也相应地不断添加上新的歌词。为了能够让乐曲在优美之外带来更多的欢乐，维尔还着意在歌词里添加了幽默反讽的元素，打趣奥匈帝国所吃的败仗、低沉的城市乃至腐朽的政客：“维也纳是如此欢欣！啊哈！但这是为什么呢？”
1867年2月15日，维也纳男声合唱团在一个假面舞会上首演了《蓝色的多瑙河》，演唱完毕之后，观众只要求加演一次。对当时在维也纳风光一时无两的施特劳斯来说，他每有新作首演，就立即会在维也纳四处传播开来，观众们会要求一遍遍加演，所以这次首演在施特劳斯看来并不成功。听众和合唱团似乎都不喜欢维尔的歌词，在乐曲创作二十三年后，奥地利高等法院一名热爱音乐创作的司法工作者弗兰兹•冯•赫尔内兹（Franz von Gernerth）对《蓝色的多瑙河》重新填词，这也成了之后本曲最为通行的合唱唱词。
同年，施特劳斯将《蓝色的多瑙河》合唱版改编成管弦乐版，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在奥地利使馆上演。甫一上演便大获成功，其风头之劲让彼时在巴黎呼风唤雨的作曲家奥尔巴赫大怒，觉得作为本地的头面人物被奥地利佬砸了场子。
此后《蓝色的多瑙河》掀起了热潮，1867年乐曲首演同年，它就在巴黎、纽约、伦敦等世界主要音乐都会纷纷上演，这在交流传播极不方便的十九世纪绝难想象。施特劳斯的出版商因为收到的《蓝色的多瑙河•钢琴谱》的订单太多，甚至做了一百块印刷铜板（最多可印刷一百万份乐谱）以应对雪片般的订购需求，很多订购甚至来自澳大利亚、非洲以及南美地区。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和赚得盆满钵盈的支票，小施特劳斯得意地说：“不是我，而是魔鬼写了这首曲子。”
奥地利第二国歌
很多伟大的作品经常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人们往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认识到很多杰作的价值，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马勒的交响曲......而也有太多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声名显赫，但却迅速被埋进了历史的尘埃，比如梅耶贝尔的大歌剧。而《蓝色的多瑙河》无疑就幸运得多，它刚一出世就万众瞩目，之后又长盛不衰。
施特劳斯家族以创作包括圆舞曲在内的社交音乐、轻歌剧为主，在讲究技法创新和音乐深度的后世看来，可能算不上是严肃的、有价值的作曲家，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创作被学界所忽视，它的名声更多来源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样的庆典活动，而主流的音乐界却对其评价不高，包括《蓝色的多瑙河》在内的施特劳斯创作开始滑向古典音乐歧视链的末端。
但是在十九世纪当时，哪怕是最严肃、最深刻的作曲大师，也都不会对施特劳斯家族的创作抱有偏见。施特劳斯的继女艾丽斯•冯•梅策娜-施特劳斯（Alice von Meyszner-Strauss）曾经请求浪漫主义音乐巨匠勃拉姆斯在她的扇子上签名，平时在大家眼里无比深沉严肃的勃拉姆斯开起了玩笑，他在艾丽斯的扇子上写下了《蓝色的多瑙河》乐谱的第一小节，然后在下面签名：“啊！可惜不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写的。”
而十九世纪最著名的音乐批评家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也称赞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创作非常伟大，他将《蓝色的多瑙河》列在了“史上伟大华尔兹”的名单之中。这首作品创作于奥匈帝国最为低落的时刻，汉斯立克颇为讽刺地将其称为“（《蓝色的多瑙河》）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庆祝”，但随即又说这首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品是“奥地利的第二国歌”。汉斯立克或许没有想到，他随便在文章中的一句赞美，却一语成真，《蓝色的多瑙河》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真正成为了奥地利的第二国歌。
《蓝色的多瑙河》的火爆简直无休无止。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的施特劳斯轻歌剧《蝙蝠》（Die Fledermaus）中，为了讨好观众，歌剧院将《蓝色的多瑙河》硬是塞进了歌剧第二幕的合唱段落中。而在1925年施特劳斯百年诞辰之际，更是出现了维也纳男声合唱团与舒伯特音乐协会（Schubertbund）两家机构争夺“谁是《蓝色的多瑙河》首演者”的闹剧。合唱团在《新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Journal）上声明自己才是作品的首演者，而舒伯特音乐协会则毫不示弱，他们印刷了小册子在维也纳街头散发，还给施特劳斯创作《蓝色的多瑙河》时的住所维也纳二区普拉特斯街54号颁发“《蓝色的多瑙河》创作地”的铭牌，还在百年纪念活动开幕上演唱了《蓝色的多瑙河》。
1913年，在电影发明诞生还不到二十年的时候，奥地利人就迫不及待地拍摄了施特劳斯的传记电影，电影名字就叫《蓝色的多瑙河》。甚至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都在为电影的拍摄募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被囚禁在沙俄腹地的德国战俘在集中营里听到《蓝色的多瑙河》时，全都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
哪怕在遥远的中国，多瑙河之声也一样悠扬。抗战时期，聚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师生非常爱看假托约翰•施特劳斯生平故事的《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有学生甚至声称自己看了八遍这部电影。在电影放映那段时间里，很多联大学生都会在校园内哼唱《蓝色多瑙河》的旋律。
《蓝色的多瑙河》无疑超越了国界，成为多瑙河流域十余个中欧、东欧国家的民族和人民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蓝色多瑙河》钢琴谱封面
纳粹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其实早在1838年就有新年音乐会的传统，只是当时的音乐会选曲广泛，不像后来局限于施特劳斯家族的曲目库。小施特劳斯的侄子约翰•施特劳斯三世（Johann Strauss III）甚至还指挥过1928-193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1933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上台执政，纳粹德国开始攫取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权杖。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在纳粹的威逼利诱和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之下，奥地利以超过99%的赞成票完成了德奥合并。
克莱门斯·克劳斯（Clemens Krauss）
而维也纳爱乐乐团（Wiener Philharmoniker）的艺术家中间也不乏法西斯的支持者——乐团超过一半的成员加入了纳粹，乐团中原本十五名犹太裔乐手被送进了集中营，其中七人没能看到二战的胜利。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指挥克莱门斯•克劳斯（Clemens Krauss）在纳粹党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负责人、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巴度.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支持下，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改造成了以施特劳斯家族曲目为主的年度音乐盛世。
席拉赫此举一方面有为冬季援助项目募资的意图，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整个德奥军队和人民的士气。此外，纳粹一直以来注重在文化上强调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高层一直在拜罗伊特力推瓦格纳歌剧，并不惜弱化莫扎特曾与犹太脚本作家合作的事实，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打造德意志化的莫扎特。当纳粹想要通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来塑造施特劳斯家族与德意志音乐传统的光辉形象时，却发现施特劳斯家族的先祖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从老施特劳斯开始，施特劳斯家族都是半犹太半德意志的混血家族。纳粹宣传头子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下令严守秘密，并适当弱化施特劳斯家族。
为了避免少数奥地利本土人的思旧之情，被认为奥地利气息浓厚的《蓝色的多瑙河》也被弱化了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大张旗鼓宣扬更加凸显德意志尊贵气度的《皇帝圆舞曲》（Kaiser-Walzer）。在整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施特劳斯化”的最初阶段（1938-1944），《蓝色的多瑙河》一直在曲目单上神秘消失。直到1945年二战即将胜利时，《蓝色的多瑙河》才第一次出现在了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
作为文化偶像的《蓝色的多瑙河》
1945年，《蓝色的多瑙河》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首次演出，在之后的十年间，它与《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Marsch）一道成了返场曲目的常客。直到1958年，《蓝色的多瑙河》被正式确立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固定返场曲目，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67年，在维新历史上执棒时间最长的奥地利指挥威利•博斯科夫斯基（Willi Boskovsky）将《蓝色的多瑙河》当成正式演出（而非返场）曲目进行演出。
1989年，古典音乐史上著名的隐士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坐镇当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飘逸、优雅的指挥动作赏心悦目，观众们早就耳熟能详的圆舞曲作品在他的棒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在指挥返场曲《蓝色的多瑙河》时，音乐刚刚开始就被观众们情不自禁的掌声所打断。克莱伯回身即兴做了简单的讲话，还指挥整个乐团向现场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之后开始成为传统，以至于每年的新年音乐会，《蓝色的多瑙河》第一次响起时，总会被观众们的掌声所打断，而后指挥家会回身向金色大厅里近两千名听众和世界各地电视机前近亿名观众送上新年的祝福。这几乎已经成为指挥、乐团、观众之间一场心照不宣的共谋。
小克莱伯（1989年演出现场）
唱片内页
其中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2002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维新时，他让整个乐团十余位乐手用各种语言向世界各地的观众说“新年好！”而当乐团功勋首席莱纳•库舍（Rainer Küchl）用日文说出“新年好”之后，出生在中国沈阳的小泽征尔最后一个人用中文的“新年好”向所有人祝福，无疑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事实上，早在1996年，能说十几种语言的音乐天才、美国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就在说完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之后，用中文的“新年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而在之后两次执棒维新（1999年、2005年），他也都在用多种语言问好之后，将中文问候放在压轴位置，可见马泽尔对中国非比寻常的感情。其中2005年因印尼海啸，为哀悼死难者，原本固定的返场曲目《拉德茨基进行曲》被取消，《蓝色的多瑙河》成为那一年维新最后一首曲目。
而《蓝色的多瑙河》更是超出了古典音乐的范畴，进入流行文化之中。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其1968年公映的惊世巨作《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镜头从学会使用工具的史前人类抛向空中的骨头剪辑到了在无垠宇宙中翱翔的飞行器，在完成了这个史上跨度最大的跳切之后（这个跳切穿过了将近三百万年），伴随着飞行器优美的运动轨迹，《蓝色的多瑙河》缓缓响起。
事实上，库布里克之前曾专门委托作曲家阿莱克斯•诺斯（Alex North）为影片配乐，但到最后，他却放弃了所有既定配乐，转而完全地拥抱古典乐。《蓝色的多瑙河》被天衣无缝地融入了电影之中，轻盈优美的旋律线，被用来强调太空飞行的那种优雅；而对多瑙河河流的音乐表现，则被借用来表达宇宙的静谧和浩瀚。库布里克反其道而行之的大胆尝试，不仅没有让古典的配乐和科幻的画面看上去格格不入，相反他发现了《蓝色的多瑙河》背后更为通达乃至更为普世的一面。
《蓝色的多瑙河》自诞生伊始，就与战争相联系。在经历了一战战俘营的哭嚎，以及二战时纳粹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刻意忽视之后，《蓝色的多瑙河》终于冲破了战争的诅咒，回归了音乐本身。今天，我们再也不会把这部作品与战争相联系，它所描绘的波光粼粼的多瑙河，象征着宁静、安详、对奥地利乃至欧罗巴的款款深情，以及能实现所有以上这些美好事物的来之不易的和平。
（感谢杨宁老师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大量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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