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 图/本刊记者 梁辰
“也许他们原本什么都不缺乏”
人物周刊：你认为相比于城市孩子，农家子弟缺乏的是什么？特有的又是什么？
程猛：这要看文化情境，也许他们原本什么都不缺乏。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到了一个新的情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教授家的孩子到了田间捉蚱蜢，“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乡下孩子则“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城里的孩子到了农村会发现自己的“缺乏”，他不适应那样的生活和文化情境。而农村的孩子到了城市，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会变得“缺乏”。所以说，“缺失”和“富足”都是情境性的。如果失去了情境，直接认为农村的孩子好像是有某种缺失甚至缺陷，就忽略了他们所处的生活情境对个体的独特淬炼。
人物周刊：但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所以这个情境也是必然的？
程猛：对，这涉及到由什么样的农村进入到什么样的城市。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差别非常大，江浙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的农村差别也非常大。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城市往往会遭遇歧视和种种限制。人总是受益也受限于他生长和熟悉的生活情境。
人物周刊：你论文里写到农家子弟所拥有的底层文化资本，让人感觉这个群体缺失的是很多外在的东西，可是他们独有的、促使他们能够进入精英大学的其实只是一些主观的情感因素。
程猛：有情感的因素，偏心性的因素，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种特别的生命遭遇。在不断向外求学的过程中，原先乡村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经验与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境相遇、碰撞，这个过程会撞出来很多东西。心性和情感因素可以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可以成为一种特殊性质的文化资本，但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会帮助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限制他们。所以很难说这些情感因素一定能让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只能说这些因素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融入城市
人物周刊：农家子弟需要如何重建自我，才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
程猛：融入城市的过程不是一个把自己的底色抹掉、把自己原先的东西全部抛弃掉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布满了冲突和碰撞，也有交融和并行不悖。
人物周刊：那我们换一种问法，那些已经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农家子弟，他们具有什么特性？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程猛：如果以高考为标尺的话，那么我研究的这些农家子弟在学业上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在大学以前，他们原先的家庭经验和学校经验交汇所碰撞而生的底层文化资本是能够起作用的。他们的学业获得与他们的出身、成长体验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他们不是真的是字面意义的“读书的料”，不是天赋异禀。
但是在上了大学之后，哪些人能够继续保持比较主动的状态，能够融入到新的情境，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一帆风顺的人应该是比较少的。可能大家在某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痛苦和挣扎。那些显得比较成功的人，或者说比较能适应新的情境的人，往往是能把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以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平衡、结合起来的人，是把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连接在一起的人。这样才比较有可能以更平和、更宽阔的心态面对人生，积极地吸纳各种有益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变成一个封闭、自我限制的人。
他们的苦痛和代代农民相连
人物周刊：你刚刚也有提到这些情感因素是双刃剑，既会带来动力，同时也会感到压力、孤独、缺乏安全感等等，如何去化解这些？
程猛：农家子弟成长中的伤痛，是个人的，也是社会性的，源于不同社会情境剧烈的差异。要适应这种差异，对个体的身心适应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无论是他们体验的落差，还是遭遇的歧视和排斥，都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在内心留下印记和隐痛。一些时候，你可以把这些情绪压下去，再扬些土掩起来，看起来风平浪静，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是这些东西总是会冒出来，需要一个疏解，甚至是疗愈过程。我们都需要重新面对自己的过去，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合成一个连续整体，能够把不同社会情境的复杂差异以一种比较平衡的方式连接起来。他能够和各个情境里的人交往，融入到不同的世界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不适和疏离感，像两栖动物一样。
人物周刊：你提到博士论文出版后收到一些读者的反馈，比如说自己“难以言说的阴翳被温和地化解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个人的伤痛其实也是一代人的共同体验？
程猛：这种伤痛确实是代际性的，不仅是单个人的，也不仅是一个家庭特有的，背后是社会性、历史性因素。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再版序言里有写道：“这些农家子弟的苦痛，不只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父母辈的。更关键的是，它是改革开放之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城乡差异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在一个更广的社会历史维度，它还掩藏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祖祖辈辈无声的眼泪。”
这些农家子弟虽然走上了一条通过教育“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道路，但实际上他们人生中许多隐秘的线索是掩藏在农民的生活历史里的。农民的处境和这些农家子弟的处境是黏连在一起的。
人物周刊：怎么去理解这些关联？
程猛：改革开放之前，出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意味，比如贫下中农意味着根正苗红。而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身意味着什么呢？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像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的一项研究表明，“80后”群体中，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家境因素还会延伸到他们在大学里的交友、恋爱、人生选择、成家立业等诸多方面。
农村出身也有历史性的那一面。从古至今，农民常常以沉默不语的历史群像出现，他们的生活布满了难以言说的艰辛和苦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实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略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城市发展和繁荣背后有无数农民的汗水。今天的农家子弟身上依然有父辈生活留下的烙印。即使他们已经不生活在农村，也许他们的父辈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作为中国社会最基础、又经常被忽视的社会群体，他们共同付出和承受的太多了。
现在城乡关系又有新的变化，歧视的话语好像变得比较少了。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有人会把“农村人”作为一个贬低或者讽刺人的话，比如“你穿的很村”，意思是你很土。这些经历是会刺伤我们的。出身是一个人很难改变的东西。农家子弟的成长面临着特有的阻碍，通过教育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过程，也伴随太多无法预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