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地司太岁殷郊元帅（来源：日本天理大学藏品）；右图：常在《谢土科仪》中与地司法配合施用的“百解符”用以解除土煞（范华 Patrice FAVA：Aux portes du ciel : La statuaire taoiste du Hunan :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2014 湖南道教神像 ）。
回到民勤，我们注意到道教法师身旁绑缚着一只牺牲所用的绵羊，据报道其所行的仪式称作“领牲”。就陶工所了解，在西北地区，以儒家为主导的祭祀典礼中，“领牲”是完整祭典的一个环节，即在宰牲之前，将少许酒水滴洒于牲身上，以身体的抖动来判断神明是否领受此牲。也就是说，甘肃民勤这位“农民”道士，是在举行一场延续几千年的仪式传统：以祭祀的方式来奠基。所以它既不是驱邪，也不是迷信，它的背后我国自古以来是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天人合一精神。
作为建筑界从业人士，陶工知道，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建筑工程启动，都必然举行“奠基”。各个建筑工地上，都流传着因为没有如法安土奠基而造成施工伤亡的传说，工人们对此大都深信不疑（陶工本人也是），因为现代工程对于自然环境破坏之大，是触目惊心的。挖掘机与炸药相互配合，不消半日便可以将一座钟灵毓秀、植被茂密的山峰移为平川，不知是否曾经有人考虑过建筑工人们的内心震撼？所以，与其说民勤的这一次事件是一次“迷信”活动，倒不如说是企业管理者稳定人心的一场团队建设，也是建筑工人们与大自然的一次和解。
守望文化遗产
根据相关报道披露，举行法事的“道士”实际是当地农民，但在东汉张道陵天师创立盟威道伊始，农民与道士这两种身份便从来都是可以共存的，这也是我国本土道教与其他外来宗教在制度上最不相同的一点：祭酒领户化民。
据道经记载，汉安元年（142年）五月一日，在鹤鸣山洞天之中向天师张陵授以“正一盟威之道”，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清约”以及“教诫”，天师依凭老君降示来教化四川地方百姓，其中的核心内容，便是建立二十四治教区，并委任祭酒于教区内“领户化民”。祭酒们平日务农，同时还义务地负责辖区内一切生老病死的人生仪式，以及纠纷的仲裁。（《陆先生道门科略》）此外，第三代正一系师张鲁热心公益，在汉中大量建造义舍，并为行人提供义米，并依托教区设立社区保障制度。以至于在汉末群雄纷争的时局下，大量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都涌入汉中（《三天内解经》）。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成功运营过的“乌托邦”。盟威道并非反动割据，他们是刘汉皇室的铁杆拥趸，系师张鲁因此还被册封为“中郎将、汉宁太守”。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汉中，张鲁将公库封藏，纳降归顺，忠实地实践了《道德经》“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精神。
1958 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主席对区区几百字的《三国志·张鲁传》进行了倾情批注，并连同原文一同印发让中央委员认真学习。因为深怀农民情节的*迫切地需要一个途径，让中国农民能够尽快地进入共产主义，他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苦苦求索可能存在过的蛛丝马迹，并最终发现了张鲁。早期道教的道德治国、以及平均主义成为了*他推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
左图：英国汉学家钟思帝 Stephen Jones 的专著以人类学的角度讲述了晋北阳高县一户祖传道士家族的仪式、生活及社会；右图：晋北阴阳道士举行“谢土”仪式的坛场布置图。
回到民勤，我们不难认定，视频中的举行仪式的人，就是农民与道士身份兼具的正一祭酒，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基层农村工作者。时过境迁，祭酒的称呼只在教内沿袭，民间则多尊呼他们为“道士先生”，官方则称之为“散居道士”，同时也有类似阴阳先生、伙居道士、或者赴应道士的称呼。
据陶工所了解，基层的“道士先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他们是基层社区的权威，在识字率尚不普及的年代，一处村镇上的道士先生因为家学，往往是少有的几位能够读书识字的人，又因为他们曾经授受正一法箓，具有神职，因此成为群众心目中公正和神圣的化身，由此不仅逢年过节的门帘吊挂需要请他们来写，甚至出现了民事纠纷也都习惯性地由先生来调节，或主持“神判”，在基层政府机构与法律法制尚不完善的年代，道士先生弥补了这些不足。其次，定期由道士先生主持的人生礼仪（婚、丧、成年礼）以及公共仪式（公醮、普度），对基层社会起到了有效的稳定作用。一次隆重的周年醮会，往往能够调动基层地方上的所有阶层属性的人群全部参与进来，以仪式为纽带增进凝聚力。此外，通过由同一人或几人为一地区所有群众举行仪式的形式，能够有效地增强社区感情与归属感。最重要的一点，基层的道士先生往往是一方文脉道统的守护者，他们不仅通晓地方历史、宗教与人文，更了解风物与水土，很多人甚至是地方戏曲与音乐的一把好手。民勤的道士先生所掌握的“民勤唢呐”便已被当地政府申报为文化遗产，一处拥有道士先生的村镇，其所保存的文化底蕴与传统也往往更为丰富。
平凉民间的散居正一道士在崆峒山举行社区性的“公醮” （来源：《中国道教仙境崆峒山》
然而，作为传统文化与地方文脉的守望者，道士先生们的生计并不容易。由于长期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散居道士与宫观道士被分别对待，前者的道士身份非但往往不被认可，而且还经常被扣上封建迷信从业者的帽子。虽然中国道教协会在10年前颁布了《关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暂行办法》，承认散居道士的合法教职身份，但事实上仍然稍显笼统，至今尚未形成具有实操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制度上的缺陷，致使许多地区的道士先生无法获得合法的生存空间，宝贵的地方文化遗产濒临失传。以地处江南渔民之乡的常熟市为例，城内致道观曾经是江南巨观，历代高道、文人云集，然而近代以来，常熟所有道观摧毁殆尽，家传的散居道士先生虽然活跃于乡间，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仍然屡有基层执法人员对散居道士执行罚款甚至有时拘留的事件，道士们至今对此仍心有余悸，以至于至今尚未能成立相应的道教组织，大量宝贵的江南乡土文化遗产濒临失传。同处江南的上海市道教协会率先调整思路，从原先的强制性的管理转型为对散居道士提供一定的培训和服务，除已定期举办4次“上海散居道士培训班”外，自2011年开始，还专门启动了“道教科仪数字化保存项目”，将宝贵的文化遗产永久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