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发生在甘肃民勤的当地“农民”于“核项目”奠基典礼上“做法驱邪”事件，让人们的目光得以再一次投向已沉寂许久的道教文化，乃至道教文化背后的中国传统人生礼仪者、乡土文化或地方风俗。本文作者陶工作为建筑界人士，常年服务于宗教界的建筑项目，在文中就有关道教文化的几点基本概念稍作了澄清，并对他们的背景稍加简介，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于道教乃至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在历史长河中所起到的作用能建立客观的判断。
日前，中国科学院被披露在甘肃民勤“核项目”的奠基典礼上，请来当地“农民”“做法驱邪”。此新闻一出，引发了科学与宗教两大阵营的强烈反响，一时间批判与辩驳不绝于耳，主流媒体认为科学界不应参与迷信活动，也有一些言论将“道士”与“迷信”画了等号，还有一部分人指出，请道士做法是开始施工之前的惯例，无可厚非。
对于社神（土地神）的崇敬与祭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之一，是天人合一、敬畏自然思想的直接体现，是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绝非所谓的“迷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如今的建筑业从业者，已经拥有了基本的生态保护意识，懂得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祭祀行为，是他们在所处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出来的一种向自然表达尊重的方式，无可厚非。
一些言论以“农民”二字称呼举行“迷信”的宗教人员，这一方面对于农民似有不敬，更是对具有千年传统的道士先生的不尊重。由张道陵天师所创立的正一盟威之道（即道教）是中国本土所孕育的唯一制度化的高级宗教，作为天师教制重要环节之一的祭酒扮演者一方百姓的教育者、人生礼仪的举行者，地方社会生活的协调者，甚至乡土文化、地方风俗专家，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多重且重要的社会身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陶工作为建筑界人士，常年服务于宗教界的建筑项目，因此想就这一事件背后的几点基本概念稍作澄清，并对他们的背景稍加简介，以助于建立客观、良性的判断。
崇敬自然
东亚文明的特征之一，是以道家文明为核心的对于自然的礼敬。因为人与万物都是由无形无相的大道所造化，所以人与万物也都具有了“道气”，又因其所禀赋的道气不同，而各有差异。顺着这一种思想，大到群山之中的五岳，江河之中的四渎，中到奇幻迷离的洞府，小到林中的巨木都被认为是“钟灵毓秀”之所，世间所有超越品类之物，都被视为自然界灵性的一种“化形”以及人类共同生命体的一部分，从而得到先民的崇敬。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下，土地也自然成为了仅次于上天的第二尊神。先民们根据天上太阳的运转得以在温暖肥沃的中原大地上耕种、定居，然后才又了文明，华夏文明因此得以孕育。
奠基仪式并非中国特有，邻国日本在破土与伐木之前都要请神官举行庄严的祭典（来源：网络）
与周边部落相比较，渔猎部落多以穴居，而游牧部落则逐水而居，他们与善于耕种的华夏先民来比，少了许多对于大地母亲的执着与依恋。农耕文明对于丰产的渴求和先民对大地的敬畏产生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神祇之一“社”。在中华帝国漫长的历史中，对于“社”理解也从单纯的土地扩充为政权疆域，其祭祀从皇帝一直执行到村落，国有国社，里有里社。在先民心目中，对于一方土地的祭祀关乎全部居民一年的收成，故而由祭社所发展出来的“社会”（也就是庙会）衍化出了最早的集市，并被在现代汉语中引申为Society （人群组织）的名词翻译。时至今日，北京的“社稷坛”已然完整如初，各个地方村落的土地庙已然香火不断。
北京明清两代的社稷坛（来源网络）
扬州宝应拆除新建土地庙（来源网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地之神也不全是温婉的母性人设，至迟从商代以来，便存在着因为担心建造房屋动土而触犯“土府”诸神的各种担忧与禁忌。处理方法有两种：一者“血祭”，即将动物宰*后作为牺牲，奠祭给房基所在的土地神，因此也被称之为“奠基”。二者“择时”，即以天文历算的方式，推算出可能冲犯土府神煞的时间，并合理规避。早在睡虎地秦简中，便出现了类似内容的记载。
祭祀与禁忌的滥觞最终导致了宗教上的革命，东汉时期发展起来的盟威道（也就是今天的道教），提倡废除一切鬼神的祭祀，只崇奉清虚的大道，道民只要归奉大道一心向善，则有大道庇佑，百无禁忌，这些精神标志着一个高级而成熟的本土宗教的形成。但随着信徒队伍的壮大，六朝时期还是出现了以向大道“上章”请命的方式，延请天上官君下降家宅，为道民“披谢五方五土众神”的科仪。（《赤松子章历卷三：谢土章》），以及向土府众神献供的《土府醮仪》（《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一百九十八》：土府醮仪）。宋元之际，道教进一步与民间法术融合，又流传出以“地司太岁殷元帅”为主将为信徒家宅解除五方、八卦、十二宫等神煞的“地司法”。时至今日，带有地司法内容的各种《谢土科仪》（或又称“安土”、“安龙”、“奠土”）仍被道门中的法师所行持。时至今日，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也不乏法师顺从信徒风俗，在仪式中以牺牲奠基的情况，我们在民勤视频中所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