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的意识形态中，契约是起源于西方的东西，为中国传统所无。现代欧美人非常重视，也非常具备契约精神，中国人则不重视，也非常缺乏契约精神。殊不知，这完全搞反了。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来看，契约是起源于中国的，而且和易经一起，是从文明一开始就有的。而西方的契约制度、形式和精神的出现只可能是自中国传播的结果。只是这传播过程的开始时间非常的早，而且周期性进行。目前可以识别出至少在9000年前，这一个过程就开始了。关于这个问题，以后会专题论述。
前面已经从传统文献，以及考古证据，两方面证明，契约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在10000年前。契约的最早形态是结绳，大约在7000年前左右又出现了书契。这就是《周易·系辞》记载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在基本原理和机制上，书契与结绳是一致的，由结绳到书契，更多只是契约载体的变化，以及符号形式的变化。因此，当书契出现后，并没有替代结绳，而是和结绳并存，直至春秋时期。
就中国文明史整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是一次程度最为严重的断裂。春秋之前，直至文明之初的伏羲时代，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契约社会，或者说结绳社会、书契社会。同时，春秋之前的中国契约社会，又分为两大阶段：无政府阶段和有政府阶段。
政府在中国文明中的肇始是黄帝时期，而成型则是尧舜时代的事。一开始政府首脑是禅让选举的，大禹后出现了首脑世袭制政府，然后中国进入夏商周“三代”。
在黄帝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纯粹的契约社会，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漫长的美好时代。老庄将这个时代称之为“至治”、“至德”之世，他们非常羡慕，梦想着复兴和回归。在《老子》的倒数第二章，即第八十章，对这个时代进行了详细描述，并提出：“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中所描述的“民自为”、“民自化”的“自然”秩序，实质就是就是结绳时代的社会状态，是契约秩序。
中国文明这种契约特征上的连续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契约符号的连续性，即结绳和书契符号的连续性。前文已经指出，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和易经一样，是以数学为工具的，而数学符号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符号，同时应用数学符号的易经和契约又衍生出了以数学符号为理念和基础的新的符号系统，即易经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契约符号系统又是由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组成。
理论上讲，既然易经和结绳都是对数学的应用，数学的产生一定在易经和结绳之前。但是，数字符号本身也是一套认为约定的符号，也带有典型的契约特征。这套抽象的符号系统的普及和推广过程，就是这个约定逐渐被接受，成为共识的过程。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数学符号的普及和推广过程，就是易经和结绳的产生和应用过程，也是通过两者的普及而普及的。因此，数学符号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与易经和结绳的产生过程交织在一起，很难将其中的一个独立开来。其中契约符号的作用可能远重于易经，因为契约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从结绳和书契符号的载体和呈现方式而言，甲骨文产生之前中国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四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结绳符号是通过结绳本身呈现的
结绳和后来的书契都是契约，是直接服务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实践活动，其自身就是一套信用符号。绳子本身就是符号的载体，而不再把结绳符号独立出来，再刻画到其他材质上。从年代上看，这个时代的起点至少在10000年前，终点是大约8000千年前。由于绳子极易腐烂，8000年前的绳子是不可能在地下保存至今的，因此，是不可能得到这一阶段结绳符号的直接考古证据的。但是，从传统文献的记载，是可以明确推知的。
第二个阶段，彩陶阶段
陶器在中国出现的非常早，早于易经和结绳。目前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陶片已经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来自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比西亚要早10000多年，没错，是10000多年。但是，中国早期的陶器都是单纯的实用工具，用来当做饭的锅和装东西的容器，没有有目的地在上面刻画符号以表达某种观念的习惯。但是到了8000年前左右，中国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陶器文化，就是彩陶文化，开始有目的地将一些符号和图案绘制于陶器之上。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彩陶符号和图案的绝大部分是结绳符号或变形的结绳符号。不过这一点尚不为学界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彩陶上，中国与当时的西方世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彩陶文化的起止时间上中西方高度同步，都是在8000年前左右兴起，也都是在5000千年前开始衰落。二是，在符号和图案风格上，中西的彩陶也高度接近，甚至很多西方的彩陶上也赫然绘制着源自中国的结绳符号。
彩陶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这里着重指出的是，彩陶已经不是单纯的实用器具，而是一种信仰工具或信仰载体，上面绘制的符号、图案事实上是一种信仰体系、甚至宗教体系，这一点在西方的彩陶陶器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这样的习惯对中国而言是全新的。但是将符号和观念偶像化，然后进行崇拜则是西亚文明的固有传统。因此，彩陶应该是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陶器以及契约的理念来自中国，而在可永久保存的材质上绘制符号和图案的习惯则来自西亚。
不管如何，对中国文明而言，彩陶以来，陶器就实际上就成为一种介质和载体，3、4000年来，持续不断地对结绳以及书契符号进行记录，这些记录则是中国当时契约社会持续存在的映射。同时，也说明以结绳为初始形态的契约系统和中国信仰的核心。
最早的书契符号也是保留在陶器上，时间比最早的结绳符号要晚1000年，来自西安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早期，时间在大约7000年前。此后，也是持续不断的存在，及至商周时期。
第三阶段，玉器、青铜器阶段。
将符号图案体系刻画在石头、陶器等可永久保存的材质上，这样的文化习惯起源于西亚的宗教崇拜。他们将神的符号、形象或者刻画在石头等材质上，或者直接用石头雕塑，这样可以展现神的永恒性，以及人对神的虔诚。也就是说，刻画和雕塑都是为用于制造神的偶像，都属于偶像崇拜的一部分。中国固有的文化是易经-契约文化，都是基于数学和抽象思维的。
但是大约在8、9000年前，中国和西方之间发生了明显的文明交流，中国的文明，西方的偶像崇拜因素传入中国，而中国抽象的易经-契约因素也传入了西方。第一次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标志之一就是彩陶文化的出现。因此，彩陶文化对当时的中国和西方而言都是一种新文化。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彩陶，中国因素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因为陶器本身，以及彩陶上图案的主要内涵，都是源自中国。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详细展开。
同时，由于融入了西方多神教文化因素，彩陶也具备偶像崇拜的性质，象石头一样，成为一种制造神的偶像的材料，当然也是一种新材料。但是，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左右，新的更贵重的可以替代陶器的材料出现了。在古两河-埃及地区，替代材料是黄金和青铜，在中国则是玉石和青铜。随着玉器、金器和青铜器的逐渐兴起，中国和西方的彩陶也就逐渐消失了。陶器又回归单纯的实用器具功能。玉器和青铜器上的符号系统也是以契约符号为中心，不过，与彩陶以结绳符号为主不同，玉器和青铜器则是以书契符号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