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答论述题
01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答：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当然毒害了人民的思想，消耗了社会的财富，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也必须看到，佛教的流传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它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例可以证明：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唐诗共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悠闲自在，吃斋奉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干高原）石窟艺术为代表，均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前者以雕塑著称，后者以壁画闻名。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其影响路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造象也模拟了中国人的形象，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艺术的某些特点。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大大发达起来，出现了象吴道子著名的宗教画家。在表现手法上，释迦牟尼在印度的生活，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下，使中国人在感觉上更为接近和亲切。
四、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教、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当头一棒”、“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清规戒律”、“想入非非”、“现身说法”、“恍然大悟”、“火烧眉头”、“菩萨心肠”等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在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出处】《中国文化要略》第四版p134。
02简要论述中国文化发展中三教合一的说法，并谈谈在当代的价值。
答：
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融和。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
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提供尊卑等级观念，以让百姓变为顺民，而老庄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出世思想实则是对现实的逃避和麻木，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中国民间宗教文化在中国宗教体系中具有进步性，是中国占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广泛信仰，集中反应了中国民间思想文化的智慧，虽然其在一定时期受到政府的压制或取缔，但其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世界的东方，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反而会历久弥新，传承发展，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儒家修身，道家养性，佛家修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处世和哲学基础，也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以及当今的中国人的习俗传统等构成了深渊持久的影响。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就是儒释道三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三家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吸收融合，不断发展进步，其中以儒家为主而释道两家为辅，但其实又没法完全界定三家的区别，因为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界限。总而言之，在一定程度上，三家的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以这三家为典型代表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着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构建。我们在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中，要去其糟粕，吸取精华，扬弃的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加强传统哲学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建设和弘扬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体系，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系统工程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需要。这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完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解析】先阐释题目，说明什么是三教合一，再举例详解，最后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谈当代意义。
03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答：
首先，它的传播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成分，促成了回族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融合。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回族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在全国所有民族中占据第三位。他们与汉族杂居，使用汉语言文字，与汉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又保持了伊斯兰教的许多习俗，并因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而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少数民族发生了一定的文化联系，在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中起着特殊作用。
其次是随着阿拉伯人的东来和伊斯兰教的传入，阿拉伯文化也进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等，都对中国的科技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如回回历，从元末到清初沿用达四百余年，实际上它是阿拉伯地区使用的太阳历，专供农民耕地之用。元代采用以后，对中国历法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阿拉伯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之间，是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我国的造纸术、炼丹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发明创造，都是由阿拉伯商人带回阿拉伯，然后才传到欧洲。这些交流活动，虽然都是由商人进行的，但也同伊斯兰教的流传有关。这种文化交流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内涵。
【解析】见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第4版155页。
04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异同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
相同：都是一神教；“天启经典”。
不同：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相信安拉和人类没有关系；伊斯兰教不同意“三位一体”说；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地位；伊斯兰教没有教皇；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那样推行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
穆斯林（伊斯兰教徒）与真主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伊斯兰是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最直观的交流就是每天的五次礼拜，礼拜是接近真主的最佳方式。礼拜可让人净化心灵，反省自己，时刻保有一颗虔诚敬畏的心，一边行使好自己代治大地的天职；除礼拜外，穆斯林每年还要拿出当年收入的一定比例来施舍济贫，接济有困难的人，帮助他们度过困难；穆斯林每年要封斋一个月，这不仅对身体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可以历练意志，感受贫苦人民食不果腹的苦难，加强与贫苦人民的感情，也让人们不要忘记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珍惜现今的生活；有条件的穆斯林一生中要去一次圣地麦加朝觐，以加强世界各地穆斯林间的感情，纪念真主纪念穆圣，感受造物主的伟大；最重要的就是，穆斯林要口念清真言，并且心中诚信。伊斯兰本意为和平、顺从、敬畏之意，真正的穆斯林从不激进。
基督徒也要礼拜，一般在教堂唱诗读经文。他们大部分人认为尔萨（耶稣）由于人们的原罪而被*死（穆斯林认为被*死的不是尔萨，尔萨并没有死，尔萨只是真主派遣与世间众使者中的一个），为人类赎清了所有的罪恶，现在人们只要记着尔萨（耶稣）就会消去自己所犯的罪过。
【出处】孟昭毅《外国文化史》141页及百度百科。
05简述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答：
1.走“亲近路线”，顺应中国风俗习惯。
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面对的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渊博的思想传统的东方大国，毕竟与非洲、美洲有相当大的区别。要向在中国顺利传教，就必须了解清中国情况，以减少中国人对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利玛窦神父是勇敢的尝试者和改革者，他首先采取的是适应中国风俗的作法。
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首先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语言在沟通、理解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利玛窦一到中国，便刻苦学习汉语，迈开传教过程中沟通的第一步。“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学习‘圣万迪诺新信徒学校’学习中文。1583年，来到肇庆后，利玛窦缄口不谈宗教，而是更加刻苦等学习汉语。”除了谨慎踏实地学习语言外，他们还适应了中国当地的风俗习惯，公开穿戴儒生们的服装，按照中国当时文人的典型装扮来打扮自己。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凡事讲礼节。要想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他们也注意起中国礼节，并在潜移默化中融化在自己的行为当中。
利玛窦“能谦虚谨慎地学汉语，恭敬地穿儒服，努力地接受和适应中国文化，结交中国朋友，首先使自己中国化。这样，利玛窦在中国的言行举止就成了后来之耶稣会士们仿效的榜样。”
2.走“思想路线”，调和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仅在外在上适应中国风俗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耶稣会士来讲，下一步的任务便是如何也让天主教教义为中国人接受。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一直以来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在中国人脑海中和行为中根深蒂固。利玛窦第二步即“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
利玛窦研读儒家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观，“首先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近似儒教的伦理和政治教理，与人类的理智相吻合。”利玛窦以基督教的观点来解释儒学，将基督教的上帝类比于儒学的天、天命，使基督教本土化，便于中国人接受。
以利玛窦为例，其他传教士也存在这种现象。“在16世纪初叶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曾认为，在送子娘娘观音的身上发现了与怀抱圣婴的圣母马利亚的之相似性。”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也找到了这种相似。在沿海地区，它与对女神妈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又被称为“天妃”、“天后”。
耶稣会士采取这种相对宽容且明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迎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这不失为一种较为大胆成功的尝试，也为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顺利传教的前提。
3.走“上层路线”，侧重结实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逐渐了解了中国国情，决定要走上层路线，结交中国皇帝、士大夫和社会名流等社会上层人士。
其一，在地大物博、唯我独尊的中国，为了获得在中国传教的合法地位，必须取得中国朝廷和士大夫的信任。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更有利于减少在华传教的阻力和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每至一地，利玛窦都要拜访和结识当地官员和名流。利玛窦与当时一些出名的上层人士交往甚密，在传播中西文化时也成功地将他们归化为天主教的信徒。“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直接受利玛窦的宣教和学术上的诱导，先后受礼。”
其二，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热衷于“上层路线”，也是由他们的社会出身所决定的。据耿昇先生统计分析，“16-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中上层社会出身的人。”由社会出身出发，走“上层路线”，在中国采取“文化适应政策”，也相对合理的。
4.走“科学路线”，宣扬西方先进科学知识
16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鄙视番夷专制国家，西方外来的意识形态要进来实属不易。利玛窦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不可能直截了当的改变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人是如此的深信他们比蛮夷优越，以至首先应当使他们改变轻视欧洲人的态度。”因此，为了改变中国人的态度，利玛窦首先用西方先进科学成就来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关注和崇敬，以便于进一步的传教活动。
上流社会对他们介绍进中国的欧洲奇物比如三菱镜、地球仪、世界地图、钟表等颇感兴趣，逐渐从形式上到文化认同上接纳了这些传教士。从器物的传进到译著的传播，早期耶稣会士以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手段，达到了推行天主教的目的。这逐渐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的传教策略。
【解析】利玛窦采用的是“驱佛近儒”的手段进行传教，这种方法佛教也曾用过。利玛窦补的儒是孔孟时代及孔孟以前的中国文化中较原始的“儒家”思想，所谓“先儒”，实则策划通过“合儒—补儒—超儒”“阳辟佛而阴贬儒”“贬佛毁道，援儒攻儒”的路线图超越儒家，取而代之，达到以夷变夏的目的。
06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原因。
答：
（1）东汉末期，天下大乱，社会各阶层都遭受了无穷的苦难，于是都想在痛苦中寻求一种寄托和安宁，佛教所主张的自我解脱和超度求生等教义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这可以说是社会基础。
（2）这一时期，社会上流行玄学，热衷清谈。玄学崇尚老庄思想，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很容易与佛教宣扬的出世思想合流，因此主张“一切法皆空”的佛教《般若经》很快流行起来。事实上，玄学到东晋以后便失去了它的势头，而为佛学所替代。佛教宣扬的“名实俱无”，实际上是“以无为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思想基础。
（3）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利用。佛教宣扬的基本思想对统治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它虽然不像儒学那样主张忠孝节义、安分守己，但它要求佛教徒刻苦修行以求解脱的基本精神和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一系列说教，不但构不成对统治秩序的威胁，相反还有助于维护这种秩序。
【解析】见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第4版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