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是我阅读的第一本德国文学作品，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现代主义文学当中的表现主义。这部作品是卡夫卡众多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部，因其写作手法的独特性和其主题的深刻性，自面世以来，就吸引着众多学者去研究和分析。
一直以来，学界对《变形记》主题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出发的，认为格里高尔的变形是由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无论是家人对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前后态度的变化，还是从他自身的变化来看，由内而外的人性异化都在小说的字字句句中流露而出。受李萌羽老师《多维度视野中的沈从文和福克纳小说》研究视角的启示，本文试图将主题的探究维度进行横纵拉伸，从多角度对小说的主题进行审视或者补充。
较早评论《变形记》并提出人性异化主题的专家有瓦尔特·H·索克尔，他在《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形记>》中这样揭示道：格里高尔通过变形来反抗父亲，来避免惩罚，但是适得其反。“变形便把反抗和惩罚两层意思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可怕的形象使格里高尔吓跑了秘书主任，但面对愤怒的父亲却失了效，使他变得软弱无助。变形更深刻的含义与其说是反抗，勿宁说是受罚。须知，父亲转眼间便把格里高尔对秘书主任的胜利变成了可悲的失败。”索克尔对《变形记》主题的探索较早地将其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也开启了人们对于卡夫卡本人与小说之间种种联系的研究和探索之旅。
一、 人性异化
1.弱者的恐惧与孤独
卡夫卡在塑造格里高尔这一形象时，笔墨着重在了变形后的甲虫身上。虽然仍拥有人的意识，但它的姿态却只允许它站在一只虫的视角上去看这个社会。而虫的视角其实就是弱者的视角。在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那份用来养家糊口的苦差事，心中因不能替父亲还债、不能供妹妹上音乐学院而满是担忧和愧疚。而对于自己的身形和变化，被内疚感充斥的内心早已找不到一个合理的位置来安放这份苦恼了。对于格里高尔而言，他是没有自我的，也没有选择的权利，他的一切重心都是家庭。他希望靠他推销员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进而换取一家人的肯定和尊重。他努力使自己拥有更多的社会性，提供更多的社会性，却在不经意之间丢掉了自己，抛弃了个人性。
他的内心是自卑的、恐惧的、孤独的。外形的异化使他从家庭的支柱变为一家人的累赘，他惶惶不安地度日，渴望被爱却又害怕伤害。但其实，他早已被异化成了非人——一台赚取利益和钞票的机器。他在外忙碌的时候，家人享受着他带来的物质快乐，他把这份付出认为是理所当然，以至于在他外形异化了的时候，想到的是恢复以前的生活——继续着人形非人的异化。这也许就是小人物（或者说弱者）无法选择的命运。只有人形非人的异化才能勉强与这个世界共存，外形的异化终究会被这个社会排斥。而更令人心痛的是，他并没有醒悟，反而向自我异化更近了一步。最终，更是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个人经历来看，格里高尔正是作者卡夫卡的写照，甲虫的内心世界也正是作者的精神自画像。卡夫卡所处的时代是一战前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期，当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人们生活困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灵开始出现异化。另外，卡夫卡本人自有在父亲的暴虐阴影下长大，身体差，毕业后工作不顺，最后还因病失去了工作。虽然订过三次婚，但他没有结婚。同时，受尼采和柏格森等消极哲学的影响，思想感情自然偏向于悲观主义，极容易自卑、自厌和自虐。他窥探到了人性之恶和亲情的冷漠，却谨小慎微。他缺乏一种敢于反抗的自信，穷其一生也未能摆脱“弱者”的枷锁。正如他自己所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我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其中隐含的莫大的悲凉和病态的心理，无疑是其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和永恒的主题。
2.利欲至上的人性扭曲
紫葳在《寓严肃于荒诞之中——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文中说：“作者并不是为了荒诞而荒诞，其中有深意存焉。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恩格斯曾在《英国无产阶级状况》一文中提到，“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富裕远比精神的富裕更让人满足。金钱和利益成了衡量人际关系的唯一标准。格里高尔变形前，家人依附于他，一家人过着幸福而平静的生活。然而，当他变成了大甲虫之后，一切都变了。温情的面纱被撕掉，尖牙利嘴的丑陋模样原形毕露。
当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变成零的时候，他能得到的就只有被嫌弃了。母亲被吓得晕倒，父亲气得要把他*掉，妹妹对他越来越厌恶，老女仆对他也不客气，称他是“老屎壳郎”。亲情的温度降至冰点，冷漠得只想要赶紧宣判这个无用累赘的死刑。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大生产中，人已经被异化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甚至可以用金钱替换感情。相较于外形异化，人形非人的异化才是社会的隐患。它被大众接受，并且使社会的物欲主义愈演愈烈。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金钱世界是没有温度的，行走于其中的人们也是冷漠无情的。“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就像解脱了一样，开始了新生。”又从侧面表现出了家人赤裸裸的金钱观。对一台再也不能赚取任何利益的机器，丢掉总比维修来得划算。
二、与犹太民族的遭遇史相关
日本学者平野嘉彦在自己的著作《卡夫卡——身体的位相》中对《变形记》进行了这样的论述，他认为小说中格里高尔的形象其实是对犹太人的一种影射，小说渗透出了犹太人的血泪史，一直被歧视，被边缘化对待，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和权利，只能任命途多舛，束手以待。这种深刻而独到的认识是令人惊讶和称赞的。曾珍也曾在自己的文章《<变形记>中的迫害文本与犹太人的生存境遇》中展示了犹太民族坎坷的历史遭遇与《变形记》的联系。
犹太民族有着5000年的历史，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程中有过许多灿烂的篇章。犹太人的智慧尤其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宗教、经济、文化等种种因素，犹太人的生存境遇一直是充满悲剧色彩，犹太教也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大清洗。犹太民族经受着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重创。公元134年，罗马人对犹太教血腥镇压，55万犹太人惨遭*害，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开始了漫长的民族大流散。11世纪十字军东侵，又将犹太人座位讨伐对象，大批的犹太人赶出西欧。19世纪犹太人在商业领域的成功，再一次引起欧洲的反犹狂潮。20世纪德国希特勒又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大清洗。[1]犹太民族可谓经历了种种磨难。
而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反犹情绪相当高的时代。1893年4月，经历了布拉格的反犹运动，犹太人的住所和商店遭到袭击，犹太人也遭到迫害。“维也纳流传着传单，要求抵制犹太人的商店”，沙皇俄国对犹太人进行大屠*。卡夫卡敏感地洞察着犹太人的遭遇，他深切地感受到犹太人的悲惨和犹太民族的危机。就像他小说里的大甲虫一样，犹太人也遭受到了来自这个社会不公对待和冷落歧视。巨大的甲壳就像是一层隔断外界的保护罩，他们也曾想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起和睦相处，可他们的努力总是被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等待他们的只有清洗、屠*和镇压。自幼埋藏心底的民族情结激发了卡夫卡的创作*，它将对民族遭遇的悲痛和反思寄托在了格里高尔，确切的说，是这只大甲虫身上。表现主义暗含的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异化的反思，更隐藏了作者深深地民族忧伤。
三、 现代化反思——语言焦虑
1.以退为守的语言焦虑
“啊，天哪，”他想，“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这段独白是格里高尔醒后的内心活动，从他的抱怨中我们可以窥见他逢迎这个世界的辛苦和无奈。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一切的关系不过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罢了。就连跟自己的老板，他也直言：“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子上对职员发号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听，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只言片语中透露出格里高尔对这份工作的不满和对老板的反感。被利益捆绑的关系是冰冷的，没有一点温度。从中我们能看到一种与世界交往的恐惧，反映到格里高尔身上就是他变成甲虫后躲在房间里，这样他就可以逃避与人打交道。这实际上是他对自我与社会这对矛盾的逃避和退缩。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外形异化为甲虫这一行为理解为这是格里高尔对这个冷漠的社会和社会上穿着套子走路的人们的一种反抗，是一种自我的保护。
2.人心闭锁——沟通的焦虑
“语言是故乡的有声的呼唤。可是我是个严重的哮喘病人，因为我既不懂捷克语，又不懂希伯莱语。两种语言我都学，但这好像梦似的。我们在外面怎么能找到应来自内心的东西呢？”卡夫卡对人类沟通问题的洞察无疑是敏锐而犀利的。他自幼在专制粗暴的父亲的恐吓和辱骂下长大，这使得他形成了悲观抑郁，自卑寡言的性格。加上所属为犹太民族，他的个人遭遇就与民族的遭际紧紧联系在一起。好似漂泊无根的浮萍，只能在外力的作用下四处漂泊，无依无靠，更无归属感可谈。个人的无所归属本就是一种难言的孤独，加之欧洲大陆又是块语言纷纭之地，被各种陌生语言包围的孤独感更加强烈，他内心的焦虑感也愈演愈烈。
卡夫卡对于语言的焦虑不止在对自身孤独与身份危机的考虑，更将它扩大到人类的范围。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对于超越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语言仅能略示梗概，但几无半分正确而言，因为语言能够从物质世界取来论述的，仅限于他能够把握住的事物，而它所能叙述的，也仅止于暗示而已。”既然语言在表达内心时都显得如此晦涩，又怎么能希望它搭建起心与心沟通的桥梁呢？如此不能通过语言抵达对方的内心世界，想必在自己的心里也只留下焦虑和不安了。
虽然格里高尔仍具有人的意识，可虫形外身已不允许他再拥有与人沟通这项技能了。语言的障碍也成了他生活的障碍，他不能表达心中所想，只能任由别人顺着别人的想法去考量它、对待他。他不能告诉父亲自己对债务的担心，他也不能表达对妹妹的疼爱，他心里的愧疚和自责无处安放，他也只能在冰冷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可是，倘若他不变形，他就会逃脱语言焦虑带来的痛苦吗？答案是不会。格里高尔的家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真心向格里高尔敞开过，不过是把他看成是赚钱的工具，想要倚靠他赚取的金钱享受物质快乐罢了。当每个人的心都上了一把锁的时候，语言就很难成为打开心门的钥匙了。想要借助语言抵至对方的内心也是极困难的了。
柏格森曾说：“心灵和语言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尺度”。格里高尔的语言焦虑也是现代社会的语言焦虑。格里高尔的悲剧便给我们展现了缺乏沟通的人是怎样的孤独，缺乏沟通的社会是怎样的冷漠。
综上所述，《变形记》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性、民族、语言焦虑等主题。本文只是对其中一些部分进行的浅析，关于其主题的探索还在继续，可能也会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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