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赘”，就是男子到女家结婚并成为女家的家庭成员。这种婚姻形式由来已久，《史记·滑稽列传》中曾写道：“淳于髡者，齐者赘婿也。”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入赘”就已经很普遍了。
不过，淳于髡入赘到女家，按照当时的规矩，连名字中的“髡”也是女家给取的。“髡”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剃掉头顶周围的头发，淳于髡入赘女家，如同奴隶中的“髡钳”一样在女家中处于服劳役的地位，显然其地位并不是很高。
“入赘”的出现与经济密切相关，虽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贫富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和剥削，而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力加强，由亲生子女继承财产和传宗接代的伦理思想日益增强。
可是，只要社会还存在贫而有子的和富而有女的家庭，“入赘”这种婚姻形式就不会丧失活力。
战国时期，齐国有渔盐之利，工商业较为发达，当地的女子多从事各种纺织品的加工，在经济上有独立的地位，可以“在家主祠”，在婚姻问题上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加上当地风俗“州闾之会，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眙不禁”。不像孔子老家的鲁国，女子要严守贞操。所以，贫穷的淳于髡“嫁”到齐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战国时秦国原本是“男女无别”的社会，商鞅变法后，对婚姻家庭实行离析异居的改革，建立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小家庭制度。
《汉书·贾谊传》中贾谊解释这种情况时说：“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其中，“出赘”就是指男子到女方家为婿，其前提是“家贫”而无力娶妻。商鞅的作法目的是为了增加户口税的收入，不过，对于贫困难以娶亲的男子来说，这也可以解决婚姻大事。颜师古在《汉书》里的注，解释为什么称作“赘婿”，其中有：“言其不当出在妻家，亦犹人身体之有疣赘，非应所有也。一说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
这两种解释，不管哪一种，听起来都不是很体面，如果不是“瘊子”的意思，便是人质的涵义，“赘婿”的地位可见一斑。
秦朝时，秦始皇曾经下令“赘婿”和罪人、商人一起上前线作战和开发边疆，譬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汉朝建立后，入赘男子的地位依旧很低。
《汉书·晁错传》写道：“秦之戍卒......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汉代还禁止赘婿为吏，如《汉书·贡禹传》记载：“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
汉武帝时也学秦始皇，谪发赘婿等七类人讨伐匈奴，譬如《汉书·武帝纪》写道：“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张晏对于“七科”的解释：“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者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南北朝以后，“赘婿”被随意谪戍的事例虽然不再经常出现，但是其社会地位仍然很低微，许多人仍然以“疣赘”来比喻。
到了唐宋“赘婿”的内容稍有变化，未婚女子娶夫称之为“赘婿”，而寡妇娶夫则呼为“接脚婿”，或“招夫”。寡妇住在夫家，招后夫承当前夫门户，须改从前夫之姓。
元代的“赘婿”，据徐元瑞《吏学指南·婚姻门》记载，分“赘婿”为四等：“一曰：养老，谓终于妻家聚活者；二曰：年限，谓与妇归宗者；三曰：出舍，谓与妻家析居者；四曰：归宗，谓年限已满或妻亡，并离异归宗者。”其中的“养老”，就是指终身入赘妻家，行赡养女方父母之责。而“出舍”，则是以补充劳动力为主，有年限地道女家服役，这种“出舍女婿”，其实就是服役婚的一种变形。
赘婿为社会所歧视，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妇女受到儒家伦理道德严重约束缚，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主权。顶门立户、继承遗产、传宗接代与妇女全无关系，仅仅成为男子享有的特权。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男子到女家入赘便被讥笑为“人之疣赘，是剩余之物也”。尤其是宋朝以后，这种思想愈加侵蚀人们的心灵，宋明理学家提倡的寡妇为前夫守节，对于寡妇再嫁、寡妇招夫极力的丑化。清人邱炜萲在《菽园嗸谈》中之“戚里早寡者，或不安于室，始也求壮，终且鸠居，率以招夫养子卫京为口实”。
但是，即便在全社会的歧视下，依旧有一些有识之士以比较公正的态度来看待这种婚俗。譬如宋朝的范正明在《岳阳风土记》中写道：“湖湘之民，生男往往作赘，生女反招赘舍居。然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
湖湘之地，本来有很多少数民族居住，传统的儒家僵化腐朽思想或多或少也会被当地风俗所影响。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入赘”也较能得到社会认同。譬如《稗史汇编》记载，“冯布小时有才干，赘入孙氏，其外父有烦恼事，辄曰：‘俾布代之’。至今吴中谓婿为‘布代’”。在明清时期，“布代”成了赘婿“的代称。
明承元制，“入赘”方式并无多少不同。大致分为七个环节，婿至女家；丈人出迎；奠雁；婿拜丈人、丈母；喝茶或喝酒；婿入洞房；夫妻交拜合卺。当然也有一些限制条件，譬如，宋代时父母在者，不得出赘；军事继承人不得出赘；独子只能被招为入舍婿，不能被招为养老婿。
“入赘”后，在法律上的效力上，各个朝代的规定和赘婿的种类不同因而呈现出一定差异。从身份上的法律效果来看，有的“入赘”后，改从妻姓。赘婿一旦“入赘”变为女家的人，要承其宗祧。因此，赘婿常常在原本的姓氏上冠以妻家的姓氏，或者去除本性，改从妻家姓。譬如元末陈友谅，是沔阳渔家之子，本来姓谢，祖上曾经赘于陈家，因此姓氏也改为陈姓。
当然，也有赘婿不改从妻家姓氏的。至于财产继承，则有的单独继承妻家的财产，有的按照一定比例继承妻家的财产，甚至还有不被承认继承权的。明朝规定，养老女婿不得继承宗祧，无子者需要另立嗣子，嗣子往往优先在妻方同宗中选择，但是财产上则是“家产均分”。
除此之外，也并不是只有贫家子弟“入赘”女家，有时候，只要女家是权贵人家，往往以女招赘士人，一些士人也非常乐意就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以后能够得到更好的升迁。
譬如何光远在《鉴诫录》中记载：“唐末卢拾遗议与郑中舍延休作赘，三年不归陕下，兄浩以诗让之”，所谓：“三年作赘在京城，著个绯衫使势行。夜夜贪怜红粉女，朝朝忘却白头。亲情别后饥寒死，仆使归来气宇生。世上可能容此事，算来天道不分明。”这其实也算中国知识分子的“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别样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