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9日举行的中韩外长会上，韩国外长为加强与中国合作引用了成语“和而不同”。该成语出自孔子《论语·子路》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那么，这句话的具体涵义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理解“和”与“同”？
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从表达个人见解方面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论语集注》）通观流行较广的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几种注释本，在文义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小人尽管附和、盲从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不过，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在《论语》中只有这一句，没有解说，因此有些学者对此有误解，尤其是对“和”与“同”的解读。
关于“和”与“同”的区别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史伯对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批评。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里将“和”与“同”区别开来，强调“以多物，务和同”，讲由“多”而“和”，反对“同”而“一”，讲“和而不同”，无疑具有“和谐”之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是先王“和而不同”，而不是讲君子“和而不同”。
春秋时代，略早于孔子的晏婴回答齐景公的问话时说了“和”与“同”的差异。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问晏婴，“和”与“同”不一样吗？晏婴的回答大意是，“和”是指不同成分的合理配合，例如汤，油盐酱醋，鱼肉菜蔬，用水火加工，做出可口的汤，大家都爱喝，这叫“和”。一种汤，如果只有一个味，或者只有水加水，或者只有咸味加咸味，这个汤就没法喝，因为它是“同”。音乐也是这样，有很多乐器，音调有高低缓急，长短刚柔，清浊大小，相互配合，奏出美妙的音乐，大家都爱听，这叫“和”。如果只有一个乐器，只发出一个音调的声音，那是单调的声音，就很难听，这叫“同”。在政治生活中，国君说什么，大家也都说什么；国君反对什么，大家也都反对什么。君臣意见都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同”，也就像乏味的汤、单调的音，实在不好。国君提出一种想法，大家议论，有的从这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有的从另一方面提出质疑，使国君的想法更加完善周全，这就是“和”。如果一个人独断专行，国君的错误意见得不到纠正，就是“同”。
三国时期人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对孔子的论述解释道：“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亦如北宋欧阳修所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与同利为朋。”真正的君子不会过多在意官场政事、人际关系中的是非恩怨，和而不同；并能正确处理好因由不同意见分歧所产生的行为后果，决不落井下石。
其实，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似乎是将“和”专属于“君子”，而将“同”专属于“小人”，加之后世儒者引入“义利之辨”的发挥，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认为“和”与“同”是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同”也不是与“和”毫无关系。如果说“和”需要某种“不同”因素的话，同时也需要“同”的因素，况且许多事物都是“异中有同”的。“同”并不可怕，孔子本人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过：“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可以说，“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达到“和”是很难的。孔子所反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因此，不能将“同”与“和”简单对立起来。
总之，“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各得其所的基础是中。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宋代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各得其所是目标，和而不同是原则，中庸、中道是途径。和与中是从不同的角度说，和是总体的状态和目标，中是各局部应处的状态和要求，二者相合，就是中和，也就是各得其所。所以，“和而不同”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主精神，以及互相尊重的平等精神。（来源：《人民日报》边家珍/文、《光明日报》周桂钿/文、《学习时报》钱逊/文、《社会科学研究》乐爱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