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历史上的“江南”，显然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白居易《忆江南》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诗人笔下，诸如水村、山郭、酒旗、古寺、楼台、江花、绿水，江南的春天，风光美不胜收，甚且耳熟能详。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探讨的江南，在历史的演变中并无真正与之相应的行政区域。
即使如此，还是不能不提及唐代的“江南道”，但唐代的江南道包括今日浙、赣、湘、闽四省及苏、皖二省的南部。
至盛唐时期，将其一分为二，分为“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但江南东道仍包括浙、闽二省及苏、皖南部。中唐之时，又将江南东道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地，通常所谓的江南相当于“浙西”。
至宋代，盛唐时期的江南东道，又被分为两浙、福建、江南东三路。至元代，两浙路被取消，浙西路并入江浙行省，“江南”一称不再被用作行政区划名称。
入明之后，又把这一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苏、松、常、镇、宁划入南直隶，南部杭、嘉、湖并入浙江省。
尽管王士性在《广志绎》一书中，仍有“江南诸省”一称，包括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四省，但这里所谓的“江南”，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广义的行政区域概念，仅代表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份。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江南显然具备一种地理完整性。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为杭州湾和钱塘江，西则为皖浙山地的边缘，大致属于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从地理、水文、自然生态诸方面，确实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整体。
从经济生产消费模式及其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说，上述的八府一州也确实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地域。
自晚唐以来，凭借其温暖湿润的气候及完备的水利设施，再加之别具一格的经济生产模式，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富足与城市化的象征。一句“太湖熟，天下足”的民间谚语，已经明白道出江南是天下的粮仓。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桑叶、棉花等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由此带动的棉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便捷的水路交通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贸易航线的开通，大量市镇的崛起及其移居人口就业机会的增加，更使江南成为中国最富庶、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口最为密集和极具变化的地区。
从文化特性的角度来说，作为文化区域的江南，若欲加以界定，则更显困难。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因为“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名字，是一种流行的诗意暗示、想象出的丰富形象、享乐主义和肉欲的美丽，这些都是少数人的特权，也只有这少数人能够置身于这种丰富多彩之中，所以江南的界限永远是充满争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江北的扬州府与浙东的宁波、绍兴二府。
尽管就自然地理的位置而言，因为长江的相隔，使扬州成为江北；同样的道理，因为钱塘江的阻隔，使宁波、绍兴成为浙东，从而与位于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有所区别。然就它们的物产与民众生活的富庶、商业文化的繁盛以及与长江三角洲经常而且便捷的交通往来来说，在明代仍然可以被视为江南的一部分。
究其理由，尽管扬州的方言属于江淮官话，与江南的吴语方言存在着区别，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存在，同样将扬州与江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