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之大名，无论学习书法与否恐怕都非常熟悉。作为入选了人教版七年级下册历史教材的书法家，柳公权被视作辉煌的隋唐文化的一例典型，如今得到较为普遍的推崇。可有趣的是，柳公权不仅有美名，还有出自其他大家之口的“骂名”。“雅”与“俗”，虽是一对反义词，却都被用在了关于柳公权之作品的评价上。
一、“丑怪恶札之祖”
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对书法界前辈柳公权作过这样一段评价：“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这段辛辣的评述出自米芾的论书名篇《海岳名言》。在文中，米芾从自己和亲友的书法论起，上至东晋的葛洪，下至自家的幼子，从千年前的篆书和隶书，到当时仍旧流行的草书、行书和楷书，从纸上到石刻，只要他想起，即论了个遍。
也是因为《海岳名言》中涵盖的对象过多，再加上米芾对自己私下的论述不求辞藻格律，整篇《海岳名言》便呈现出非常松散的结构——只是在这松散之中，米芾对柳公权的批评显得十分突出。
在米芾看来，柳公权虽师法欧阳询，却又远不如欧阳询。欧阳询之字都是安排费工，造作刻意，“照猫画虎”的柳公权便更是堪称“丑怪恶札”，实为后世书法落入窠臼的始作俑者……虽然米芾认为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等世间公认的大家各有不足之处，但只有柳公权一人被他扣上了“自柳世始有俗书”这顶大帽子。
当然，米芾之所以敢这样批评也有他的理由。在他看来，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南陈至隋朝僧侣）起，魏晋名家的笔法就已经失传。而后欧阳询、虞世南等人虽然渐有整齐匀称之美，但已完全失去了古朴的韵味。以至于当柳公权再去学习欧阳询，便是古法一条也学不到，只能学会当时的气韵——没有积淀而只能立足当前，不是俗又能是什么呢？
二、楷书大家之骨
就米芾的评述而言，其对于柳公权的评价虽与今日我们许多人对柳公权的认识大相径庭，但论述于《海岳名言》之中其实是能自圆其说的。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反驳米芾：毕竟就连米芾自己，虽批评了柳公权的字，却也说柳公权之人是“如深山道人，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
就柳公权的字而言，柳公权初学王羲之，后学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近代笔法”，最终于六十岁前后形成自己的独到风格。故他早期的作品确实整体不够和谐，甚至可见各家风格的拼贴堆砌，虽冠上了柳公权之名，却并不属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位大家柳公权。
而在后期，待个人风格成熟，其以“柳体”创作的作品各具神韵：《玄秘塔碑》“最露筋骨”；《神策军碑》最显“端恭”；《司徒刘沔碑》最显“刚强”；《吏部尚书高元裕碑》最显“儒雅”；《魏公先庙碑》最显“庄重”；《复东林寺碑》最显“超逸”……柳体之为柳体，尽显柳公权“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的个人品性，实现了对既往楷体的书写技巧的总结和审美意蕴的融会。
加之柳公权之后，世间再无可与之比肩的楷书大师。甚至楷书都得到了“自唐代以下皆不可观”的评价。故而柳公权也就坐稳了楷书大师之位，成为直至今日仍被普遍认为的楷书代表。
三、柳体之时，唐风之世
诚然，与其他书法大家相比，柳公权总有不足之处。米芾对其的严苛批评便正是建立在前有王羲之、钟繇等大家的基础之上。但柳体也确有其风格——尤其是在柳公权生活的时代，这种风格与社会格外的契合。
唐代是一个重视科举的时代。科举对学子的书写有着明确的要求：“楷法遒美者为尚”，楷体是官方正体和通行字体。故而实用且兼具美观的楷体成为了大多数士人的必要之选。这便为柳体这一新风格提供了最基本的发展空间。
且柳体“体势劲媚，遒健清刚，法度完备”，既适合书写正式的官方文书，也适合抒发个人情思。再加上柳公权本人还是一位而立之前便状元及第，历仕七朝而朝野闻名的名臣，追捧效法他的人不计其数，柳体在唐代的走红便可谓水到渠成。
因而可以说，柳体能有“颜筋柳骨”之美名，柳公权会被视作隋唐书法的一位重要代表，一方面离不开当时人们对于楷书的认可和对于柳体的推崇，一方面也依赖后世对于书法的反思。恰如米芾对柳公权抱有批评，书法正发展于对于前人的学习与反思。毕竟只有学会发现“不完美”，才能更靠近“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