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府的悬赏政策刺激下奉天一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灭鼠25347只，而整个奉天省（今辽宁省）则达到了80972只。吉林、黑龙江两省也迅速跟进，整个东三省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灭鼠风潮也波及到关内的京津地区，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汉口也颁布告示：”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然而如果伍连德的结论成立，那么此前这一系列防治工作就不过只是劳民伤财之举。
况且大规模的人口集聚现象反而可能对防控疫情有害无益。伍连德在实地考察后向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应当先行停止捕鼠，然后将防治工作的重点调整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等等。他的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封城“，以此切断人际间的传播扩散。当时日、俄等国的医学专家对伍连德关于中国东北鼠疫是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这种结论根本就不信。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医生居然要推翻国际医学界公认的理论，这在当时对中国怀有偏见的国际医学界几乎引起了颠覆性的震动。然而最终的事实证明伍连德的结论是正确的——正是他给朝廷提出的九条防治意见成为了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在禁绝行人交通之后伍连德又发型了疫情防控的一处死角：当时街头堆积了大量一时难以处置的死尸。
作为微生物学博士的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可以在低温状态下存活很久，东北的冬天显然很适合鼠疫杆菌的存活。尽管死者不能通过“飞沫传染”，但在这个病菌的温床上搬运尸体的救护队、负责埋葬的杂役工染病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更何况谁又能保证死者家属不会前来祭奠哀悼呢？谁又能保证尸体上的病菌不会通过老鼠引发雪上加霜的典型性鼠疫呢？然而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掘地埋尸绝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