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徒生的童话里，会说话的与不会说话的、说不好话的或说不清话的人之间有许多悖论和张力。成人读者必须“想想”那些话中之话和没有说出的话。
言说以及言说的困难也是克尔凯郭尔哲学中的重点论题之一。在《恐惧与颤栗》里，克尔凯郭尔对《圣经》中亚伯拉罕向上帝献祀亲子以撒的故事进行了自己的解说，这个故事说上帝想看一下亚伯拉罕是否能够不顾一切地热爱自己，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指令亚伯拉罕把亲子以撒当作祭品供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当时无法理解上帝怎么会想要收回他唯一的、也是上帝自己送给他、并预言将来会当大家庭首领的儿子。但他在信仰的支持下对儿子说要带他去旅行。最后上帝在亚伯拉罕沉默而坚定的行为中确认他爱自己胜过爱任何人，就再次出面保留了他爱子的性命。克尔凯郭尔认为亚伯拉罕既不是美学上的英雄，也不是伦理学上的圣人，而是宗教境界中的人。他举了欧里匹特斯的悲剧《奥利斯的伊芙琴尼亚伯拉罕》与之对比，“作一番探讨”。欧里匹特斯悲剧中的阿伽门农为确保自己统帅的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能胜利，准备将女儿伊芙琴尼亚献给神。他瞒着妻子带女儿出走，并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女儿、鼓励她勇敢地接受考验。这样，也可以说阿伽门农忍受了妻女的热泪和由此带给他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考验，为集体做出了惊人的奉献。但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没对妻子说出真情，到后来也没有对儿子说真相，他保持了令人思索的沉默。
克尔凯郭尔认为：亚伯拉罕的沉默不是为了保全儿子以撒，也不是一种为众人事业的牺牲，他的目的是隐蔽的。“他属人的先见之明使得他保持沉默”，而人的任何先知先觉“都只是一种幻觉”。因此，亚伯拉罕为自己和上帝而献祭儿子是对美学的冒犯，因为牺牲自己是可以理解的，而为自己牺牲他人是不可理解的。与此同时，伦理学要为亚伯拉罕的对自己意图的不解释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欧里匹特斯的悲剧里，阿伽门农没有向妻子说出献女的真相，是以沉默让自己承担更多的痛苦，符合美学的英雄标准；他后来向女儿说出自己的目的，是希望女儿与自己一样同意为集体利益牺牲，符合伦理学意义上的崇高含义；他的女儿也理解了父亲的志向，自愿牺牲。这两个人此刻又符合了伦理学英雄的期待。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美学的英雄虽然可以说话，但说话会瓦解人物的美感；伦理学意义上的悲剧英雄则应该开口表白，他是为普遍性和全体牺牲自己一切的人，他的感情和行为都属于普遍性，他必须开敞心扉。对此差别，克尔凯郭尔还用苏格拉底的死来说明，他说：作为一名普通的英雄，苏格拉底会被要求镇定如常、安之若素；但作为一名有思想的悲剧英雄，他被要求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在最后的关头使自己功成名就。他不能像普通的悲剧英雄那样，临死之前专注于自我控制。他必须尽快地行动，即说话、陈述、表白和传播自己的思想，用言语“迅速而又有意识地超越普通的现实斗争，并肯定自己。”
如果我们由此对比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亚伯拉罕和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就会发现他们俩世界观的勾通和心灵境界的相连。同样，小人鱼的献身行为与亚伯拉罕一样，美学和伦理学的解释都不适用，她也是沉默的，她的目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隐蔽的。《海的女儿》说那个最小的海公主“是个古怪的孩子，不大爱说话，总是在静静地想着什么事情”。在六个公主中，唯有她会问祖母：在海下生活可以活三百年，在陆上生活可以有灵魂，谁的生活更好昵?小人鱼认为岸上的生活更好，这是她发现的真理，她“心目中的真理”。一开始，这种发现活动是一种美学和伦理活动，因为刚满十五岁可以独自出游的小人鱼，见到了一艘船上的王子，并且在随后突然降临的大风暴中救助了快要溺死的他。虽然王子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对小人鱼来说，这是她的梦境的延伸，更是她经历的现实。她因为舍身救自己爱的人而体现了她对美的向往，也因为沉默而被读者认可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善行。但是如果她想再往前走一步，就进入了亚伯拉罕式的神秘境界。
海的巫婆曾经告诉小人鱼:“这件事将会给你一个悲惨的结局。……你的心会破碎，你就会变成水上的泡沫。”小人鱼却说自己可以忍受，“有这种精神准”。所以她是为了获得实际不可能得到的灵魂和爱情，开始遭受苦难。她必须为爱情和灵魂受肉体之苦（脚）和受精神之难（哑巴）。她每走一步都像在是尖刀上行走，她无法向王子和众人说明自己是谁，她用眼神、表情和舞姿表达的自我只能被王子理解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她因为无法言说而选择了一条隐晦的道路，虽然她仿佛因为深爱王子，而让读者感到她也是在爱人类，但她的行为目的已经既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一个不可能的心愿；她很快就要为此失去一切：既不能回到海下的生活，又得不到王子的爱情和陆上人必须有的灵魂。但最痛苦的事是她无法倾吐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无处倾诉内心的恐惧和颤栗。她曾经有机会逃脱，也曾有姐妹帮助，但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通过爱，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却是没有人可以替代、没有人可以帮她做的。所以在没有得到任何许诺的情况下，她对其他方法的放弃(放弃用姐妹们给她的尖刀)、她继续忍受苦难(坚持在婚礼上舞蹈)和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就具有信仰的意味，体现了她的独特的自由选择。
三、信仰的境界
与亚伯拉罕一样，小人鱼最后获得了精神的圆满。她最后获得的不是原来想的爱，但她成了一个精灵，通过自己善良的工作，让孩子们爱、让孩子们笑，来为自己创造一个不灭的灵魂。她开始帮助人类，并且因此进入了一个她原来不知道的“天堂”。从海的女儿到天空的女儿，小人鱼的人生历程对我们处于陆上的人类而言，是一个从虚无到虚无的过程。她追求的东西仿佛是虚无的不可能，她也化为了虚无的大海的泡沫，并以阳光下蒸气的形体升腾到天空，但三百年后她将在天国得到“有”，得到灵魂。小人鱼在升腾后又具有了声音，一种人类听不见的虚无飘渺的声音，它们在清凉的风中传播着花的芬芳，传播着健康和愉快的情绪，这种声音和流动不仅在造福人类，而且在造福整个充满各种生命的宇宙和空间。这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宗教内涵的精神境界描述。通向这个境界的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属人的先见之明”或“幻觉”。追求幻想、幻觉和梦境使小人鱼的一生有了意义和目标，她在追求中逐渐懂得了灵魂的含义，或者说安徒生通过她的追求让我们读者逐渐懂得了灵魂的含义。我们最初从凡人的爱情角度理解了她对王子的一见钟情，然后从她牺牲自我的行为方式、从伦理学角度敬佩她对爱的奉献，但最后，我们是通过小人鱼的领悟获得醒悟，进入信仰的境界:“天空的女儿也没有永恒的灵魂，不过她们可以通过善良的行为而创造出一个灵魂。”
克尔凯郭尔发现：亚伯拉罕不能说话。这里存在着烦恼和不安，他可以解说一切，就是有一件事不能说。而且，如果他不能以让人理解的方式来说，那么他也就是没说。他认为“讲话”为我们所提供的宽慰是，它将我们的行为转换成合乎普遍性的。如亚伯拉罕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中最美好的词语来描述他对亲子以撒的爱。“但这不是他脑子里所想的事，有些事情更加深刻，就是说，他准备献出儿子，因为那是一场考验。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奉献，而每个人都能理解他的父爱。”作为故事叙述者的安徒生也替小人鱼说出了这样的话:“为了他，她离开了她的族人和家庭，她交出了她美丽的声音，她每天忍受着没有止境的苦痛，然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小人鱼想对王子所说的话肯定不是这些，安徒生让她自己无法开口，也是因为不能让她作自我表白，或者说她是无法解说一切的。克尔凯郭尔认为：悲剧英雄就没有这样的烦恼。阿伽门农可以迅速地稳定情绪去做他的事情，甚至还有时间去安慰和鼓励他人。亚伯拉罕却不能。当他心受感动，当他的言辞可以对整个世界起到宽慰作用的时候，他不敢提供宽慰，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子会对他说：你为什么想那样做?毕竟你是可以放弃那样做的。如果他在烦恼之中试图去掉重担，如果他想拥有他所有的亲人，其可怕的后果可能是亲人们都会冒犯他，认为他是伪君子。“他不能说什么，他不能说人类的语言，即使他所爱的人也说这种语言，他仍然不能说——他说一种神灵的语言，他用舌头说。”同样，小人鱼如果实现她对王子的爱情梦想，她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为了自己；如果她半途放弃，那么她的心愿就真的成了梦想。她在成为精灵后说的话，也是云的对话、神灵的话，不是用人类的舌说的语言。由于童话与圣经的差别，安徒生“说出”了天上云朵的心愿和梦想，他说给孩子们听，希望他们能尽早地听到生活中的一部分英雄言语，听懂那些英雄行为留下的暗示。但是对成人而言，安徒生仅仅“说出”了这个故事含义的微乎其微的一部分。
四、想象的证明
在谈到自己与亚伯拉罕的差距时，克尔凯郭尔说:“我不能理解亚伯拉罕，而只是敬仰他罢了。”对于他不能说话“这种烦恼，我非常理解。我敬佩亚伯拉罕。我不怕任何读到这一故事的人都会受到诱惑，要想成为那种个人。我也承认，我没有那种勇气，我愿意放弃进一步的期望，尽管如果可能，我也许应该走那么远。”这个说法与安徒生选择“童话”来表达自己一样，都是强调精神境界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个人们试图缩小却无法完全消除的鸿沟，也许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来感到希望的存在和努力的必要。
克尔凯郭尔说：亚伯拉罕做了两个运动，无限弃绝的运动和信仰的运动。阿伽门农的女儿服从了父亲的决断，她做了那无限弃绝的运动，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相互理解，因为女儿相信父亲的决定表现了某种普遍性。如果阿伽门农对女儿说，尽管神要求祭献你，出于荒诞，他也有可能不要你，那么女儿马上就要对父亲感到迷惑。如果他说这只是人的推测，则他虽可能得到女儿的理解，但是他没有做那永远弃绝的运动，因此就不是英雄，整个事情就成为喜剧。亚伯拉罕只有一个词句留下来，他的儿子以撒问：用来烧烤祭献的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答:“上帝亲自准备了用来烧烤祭献的羔羊，我的儿子。”他说了他不得不说的，但这是讽刺性的，因为他什么也没说。在这个运动之后，他接着做依靠荒诞的信仰运动。克尔凯郭尔再三强调：在亚伯拉罕信仰的那个东西与亚伯拉罕个人之间，有一个悖论：亚伯拉罕要么作为个体的那个人处于与绝对的绝对关系之中，其结果是，伦理的东西并不是最高；要么就是输掉，即他既非悲剧英雄，也非美学英雄。……人们之所以可能理解亚伯拉罕，是以那个悖论的方式来理解。……然而我可以说，任何相信这一点的人都不是信仰的骑士，烦恼和不安是唯一可以想象的证明；而要是什么都无法想象的话，悖论就不再存在了。用这个想法来理解《海的女儿》则也会同样地感到，除非你坚信小人鱼为之坚持到底的心愿是绝对必要的，你才会真正接受这个故事对你的暗示，否则你就会因为她的心愿不过是一种幻想、作家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想象，而仅仅把这个故事看作是一个有趣的童话。
当然，克尔凯郭尔、亚伯拉罕与安徒生、小人鱼是有差别的，尤其是亚伯拉罕要做的“完全弃绝运动”是包括他的儿子、又一个生命的，这比小人鱼必须牺牲的自己的“歌喉”和“鱼尾”是有读者“接受”上的差异的。但这个差异，也就是宗教与童话的差异，它使安徒生还能够以直接出场的故事叙述者的自由身份，写出《皇帝的新装》这关于“言语之难”的另类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孩子的“天真的声音”与各种“谎言”及各式各样的“言不由衷”、趋炎附势发生了冲突。但它结局并不仅是皇帝的丑态受到众人的放声嘲笑，那只是故事叙述上的主观偏向给读者、尤其是给小读者的印象，是一种“想象的证明”和精神的胜利；如果仔细读文本，则会看到：最后老百姓和皇帝都没有因为意见的不同，而停止或中断自己认可的生活。皇帝听到众人的笑声后，“摆出一付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最后事情的真相仍然以两种理解方式在生活中保留。两种声音都进行了不同的坚持。真相既显露，又隐形。老百姓所看到的真相与皇帝所追求的真相是两个东西。由于最初骗子们就对皇帝说过，他们能够织出人类能够想象得到的最美丽的布，其特性是“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皇帝听后心想:“这真是最理想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在我的王国里哪些人对于自己的职位不相称。”所以最后皇帝的心愿还是实现了的，紧跟他的内臣仍是他能够确认的最“聪明的人”。真话不仅很难说出，而且一经说出，并不就意味着谎言和误解的破灭，现实中诸多的谎言和伪装看上去并不都是愚蠢可笑、一攻即破的，而往往是特定场景下的迫不得已和不同期待中的情有可原。
五、各有各的幸福
在安徒生和克尔凯郭尔所处的时代，丹麦仍是一个君主专制主义社会，自中古以降，社会生活一直极少受到触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则出现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动，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国力虚耗，在挪威问题上的失败，20年代的经济衰退，30年代国王由保皇立场转向独裁，中产阶级谨小慎微、委曲求全，这些都使社会基本处于政治压迫和文化愚昧状态。克尔凯郭尔曾轻蔑地说那是“一个毫无热情的时代”，在安徒生的作品中，我们也处处感到这个时代的灰色和压抑。不过安徒生没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直接投入政治活动和社会问题的论争，他将童话作为一种现代表达方式来进行创作，他借用童话的“儿童”视角透视现代人的复杂生活。安徒生让童话超越了民间文学范畴的传奇想象，成为一种鲜明的个体写作和现代技巧探索。他的文笔诙谐而又柔和，灵动轻巧而又饱含浓重的忧伤和哀挽。他的许多技巧精致而不矫饰、主题深刻而不刻板。他能让文学传统中那些浪漫、古老、深情和微弱的成份，与那些现代、飞速、冷漠和随意的情绪发生联系和产生磁场，比如《拇指姑娘》和《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这样的故事，就让单纯的心、朴素的想法、古老的生活原则在现代生活的氛围里散发出扑面而来的、令人产生乡愁的愉快和伤感。
在《坚定的锡兵》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单腿的锡兵玩具坚定地站在他仅有一条腿上，扛着他的枪。不过他的内心暗恋着一个用纸做成的也立在一条腿上的舞蹈小姐。有个妖精作怪，仅仅因为锡兵不理睬她，于是他从三楼跌到了地下，被两个孩子用报纸做的船送进了水沟，水沟中的耗子想要买路钱，但它们追不上湍急的地下水，锡兵的纸船被冲进入了运河，他在沉入水底之前听见了这样的话:“冲啊，冲啊，你这战士，你的出路只有一死”。他在水底落入了鱼腹，又随鱼来到了菜市场和餐桌，被剖出后让餐饮人欣赏，然后竟回到了原来的屋子，再次见到了他永志不忘的姑娘。但他很快又被一个孩子扔进了火炉，舞蹈小姐也在那里，因为嫉妒的妖精用一阵风把她吹入了火炉……第二天女佣在炉灰中看见一颗小小的锡心。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锡兵的一生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生存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无手还击，甚至毁灭也可以被不断地当作欣赏的对象。可是谁在他的心中藏入了那么多的勇气，让他始终不愿作呼救的叫喊?谁又在他的眼里留下了那么美的印象，让他觉得爱情与自己同在?“冲啊，冲啊，你这战士，你的出路只有一死!”这究竟是谁在言说，让他听来是完全是发自内心?他最后在火炉中融化时，全身亮起来，发出一股热气。“他的一切光彩现在都没有了。这是他在旅途中失去的呢，还是由于悲愁的结果，谁也说不出来。”在愈来愈显出其繁复和混杂本质的“现代”生活中，安徒生坚持以一种单纯对抗复杂，以具体的感受对抗现成的理性，这与克尔凯郭尔坚持以个体对抗“体系”、以属于个人的真理对抗属于时代的真理一样，都不希望那些含糊不清的话语，那些众人趋之若鹜的东西，替代了人们对这些东西自身的深刻感受。
正是从这样的单纯、个体和感受出发，安徒生对人生和时代的基本态度都同时是乐观和充满期待的，因为他相信不仅各人有各人的命运，而且也是各有各的幸福。在《邻居们》中他借美丽、谦虚的玫瑰花说:“活着和开着花，碰到旧时的朋友，每天看到和善的面孔——这是多么幸福啊!这儿每天都好像是个节日!”在《神方》的故事里，一对王子和公主为了保存他们已经感到的幸福而寻找神方，一位智者让他们旅行世界，向一对完全幸福的夫妇索要一块贴身穿的衣片。当他们终于找到幸福的牧羊人一家时，他们却连一件破衣都没有。于是王子发现“满足”是一件世界上难得的宝贝，公主则觉得:“一个人要感到满足，没有别的办法——自己满足就行了!”智者祝福他们说:“你们在自己的心里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神方’!好好保留住它吧，这样，那个‘不满足’的妖魔就永远对你们无能为力了。”在《谁是最幸运的》中，玫瑰们各有各的命运，有的被母亲摘去放在墓地里纪念死去的女儿，有的被农妇收集起来“用盐永远保藏下来”，有的被画家画在两三百年不会坏的画布上，有的被诗人写入千年流传的爱的情歌，有的因为被抛上舞台向舞蹈家献殷勤而闪耀在无数灯光中出了风头，有的则在夜晚听到夜莺为自己而唱……每朵玫瑰花相信，同时也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而这种信心也使它们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