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祖飞
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言，人文研究要有“比慢精神”。否则，就文字含义论概念，脱离具体的文化及历史复杂的演变，就会走向形式主义的谬误，离题万里。法学研究一样，必须彻底了解的一个法律概念背后的文化语境。
我认为，“自由”一词的中文翻译，就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走向自由的反面。
一、因为道德，所以自由
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是由灵魂与肉体组成的。灵魂是理性的，是纯粹善良的，如同中国人所说的良知，直通上帝；肉体是*的，容易干坏事，与魔鬼挂勾。所以，人有灵、肉之争。
*是肉体的，如衣食住行色，是动物性的，受制于自然规律，即他律。心理学也属于自然规律范畴。所以，肉体感性*如动物一样，弱肉强食，不知善恶。动物没有理性，人类有理性，理性就是灵魂的体现，理性就是人与上帝沟通的桥梁，理性是纯粹善良的，自由就是人在理性的呼唤之下，摆脱感性*，走向从善的选择。
当然也有如我同事邓律师认为，人没有自由，一切都是命运推着走。张律师也认为，人都是受因果律支配，一切结果，都是原因造成的，所以不要抱怨，悲剧都是自己昨天亲手酿成的。
有些哲学大家如斯宾诺沙、霍尔巴哈等也都认可人类无自由之说，例如叔本华就说：“大家都相信自己先天是完全自由的，甚至涵盖个人行动，而且认为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后天，从经验上，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自由，而是受制于必需品，而且不顾他的所有决心，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而这就形成从他生命开始到结束的生活，他必须扮演自己谴责的角色。”
假设上面观点能成立，那么我们人类一切行为就都是受冥冥之中的自然规律的支配。这样就太悲观了，人类也就没有道德可言了。但是，我不赞同这些观点。
首先，若邓律师所言属实，一切*人、盗窃、抢劫等行为，都没有谴责的正当理由。因为那是受制于自然他律，完成“规律”的任务，是命中注定，不得不实施，若不实施，反而违背上天的指令。
一切见义勇为、募捐善款、扶老助残等也都无需表扬，因为这不是个人自主的行为，都是上天安排，都是“自然规律”的命令，必须履行，不得不做。
其次，张律师的观点具有佛教因果轮回之说。如果一切都是因果循环，上果又是下因，只能顺其自然，循环不已。那么佛教又如何教人涅槃重生，进入极乐世界呢？！“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到底是自己种的，还是前果所种的呢？如果是前果所种的因，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没有意义，一切都是第一因所注定的。这中间的逻辑紧张就不言而喻。所以，佛教还是有自由选择的，才有可能恢复真我的本性，跳出六道轮回的苦海。
如果人与动物一样，都受自然因果规律支配，人类就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道德之说。后来一些哲学家如康德认为，虽然理论理性对自由无法证明，但必须假设自由的存在；否则，人类永远无法在学理上论证善良的正当性，罪恶之可谴责性，人类的尊严无从产生。只要承认天底下尚有道德行为的存在，就必须肯定人类有自由的意志。为此康德提出，只要德性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有效，那么就必须宣称将自由赋予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因为道德，所以自由。道德赋予自由的有效性。
二、因为自由，所以道德
有我尊敬的哲学教授反对说：人在没有干坏事自由的情况下，怎么追究法律责任？
此反对观点十分有力量。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也是这样主张，“要么意志是罪的第一因，要么罪便没有第一因。罪不可能归于别人，只能归于犯罪者；也不能归于犯罪者，除非他意愿之。”黑格尔也有类似之说。
动物没有自由，所以动物咬伤人就没有法律责任。追究法律责任，就是看得起你是人，不是动物，也就是你有选择的自由。既然你自由选择了干坏事，那就是你的自主行为，不是他主行为，所以就要自主承担法律责任。
这种将自由概念中性化，确实容易解决法律责任问题。
但以上并非唯一解释，也可作以下解释：你有理性，不应当干坏事，但是你听从了*，违背了理性的命令，也就是违背了自由精神，所以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失去理性（精神失常）或理性未成熟（儿童），没有理性的正当性命令，缺乏自由，也就没有法律责任。
将自由中性化，没有褒义，也与习惯用语不符。如人们不会说：我们有*人的自由。否则，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人追求的自由，就缺乏正当性，反而给人感觉是追求*人放火的自由。正如康德所言：自由，可以免受外来原因的规定，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因。这样对自由的理解是消极的。还可以引出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即道德立法。虽然自由不同于自然规律，但是自由也有自己规律【法则】。否则，自由意志就会走向荒谬，想干啥就干啥。自由意志只能按照德性法则来行动，因此，一个自由的意志和一个服从德性法则的意志完全是一回事。感性的世界，是没有自由余地，一切跟着感觉走。只要预设了自由，那么仅仅通过剖析它的概念就能从中得出德性及其原则。（【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只能按照道德法则行动。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赋予人的道德性。理解了“形而上”的自由，我们就可以理解“行而下”的自由，也就是自由赋予行为的正当性。在法律上，自由凸显正当性的内涵。所以法律上才有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选举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如私法自由（自治），也就是在自己私权之内，可以自主处分。正因为私权自由具有灵魂（道德）正当性，直达上帝，所以私权具有神圣性。“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正因如此，所以才没有强奸自由、放火自由、欠债自由等之说。黑格尔不得不认为，违法犯罪行为不是真正的自由。奥古斯丁也认为，罪行是人滥用了自由意志。
总之，在西方文化中，自由有摆脱肉体感性*束缚，走向理性道德之本意。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人的自由意志本质上是向善的。否则，自由女神怎么可能被神化？！
三、“自道”还是“自由”
在中国文化中，自由更多体现满足*之面向，如《隋书》之《独孤皇后传》说：
然性尤妬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得幸。后伺上听朝，阴*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隋文帝杨坚由于独享美色不得，感叹不得“自由”，这种语境下的自由与道德无关，却与*相勾连。
据王晓雨在《“自由” 一语探源—近代中日翻译互动之一瞥》一文中对中国传统语境下自由之分析：
“自由” 一词可谓早已有之。《辞源》将“自由”解释为：能按己意行动， 不受限制。这一观念进一步延伸，也就是要按照己意行动，不可受丝毫之滞阻。 就历史文献而言，《三国志？吴朱桓》记载：“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 节度不自由。”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柳宗元诗《酬 曹侍御过象县见奇》：“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杜甫诗《晦月寻崔 戢？李封》：“徒步觉自由，杖藜复恣意”。这样的一系列的“自由”之概念，或者是与“怀忿”相对，或者是与“恣意”为伍，由此可见，其“自由”之意为不受约束，随性而为，且带上了 “放诞、恣意妄为、自专”等一系列负面的内涵。
可见，中文自由一词，有摆脱理性道德价值束缚，回归肉体感性*之意，跟着感觉走，与西方主流价值走向相反。正如当年严复所担心：“自由”一词所固有的“放任、自恣、自纵、任意，放诞”之意，“Liberty” 则是表示在尊重他人自由、保证社会合理法治的前提下所提倡的个人自由，故不敢随意推广，唯恐界定不明而致天下受其乱（引自王晓雨上文）。
于是严复将密尔《论自由》的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后来梁启超借鉴日本经验，采用“自由”这一译名。梁启超虽然强调戕害他人的行为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当时追求自由的人们又有谁知道，自由的本质在于道德的自律呢？！梁启超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或许因此才一时风靡天下。
人都有自由共性，中西文化都有自由精神，西方文化理性（道德）与感性（*）两分，中国儒家文化中也有天理与人欲两元。《尚书·大禹谟》：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都是强调道德价值的自主性，说的就是自由精神。西方的自由，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道的自主，即自道。我国“道”文化渊源流长，道体现道德的正当性，如“君子爱财，得之有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所以“自由”一词，应当翻译成“自道”。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道为天下裂”，也因此成为人类思想史上重大突破的时期。“道”呈多元，自古已然，于今尤烈，典型如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各自信徒都认为自己所追求的道，才是天下之大道。“自道”体现信仰的正当性及道德自主性，也符合道之多元化的现实。自道包容自律，但不仅限于自律。自道主要内涵是，自觉去探索未知世界，自觉追求世间大道之真理，大道在我，面向探寻。
代结语
今年1日晚上，我与同事陈建柱律师一起行走在成都街头，突然有人骑摩托车重重摔倒在我们面前，陈律师马上出手相扶，还帮忙捡起滑落的货物。
事后，我跟陈律师说，你这个行为恰恰是自由的体现，而我袖手旁观，不符合自由精神。
自由核心，在于道德自主。中文自由，反而体现满足*之面向，所以不少国人不喜欢遵守基本秩序，随心所欲，如随地吐痰、高声喧哗等，不一而足。
自由一词，不但写入宪法，而且随处可见，带来的是恣意张扬之风气，走向道德自觉的反面。
如果当初译成自道，也许会时不时敲起道德的警钟，催人上进，发奋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