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所谓“类”，多指教育对象的类别，是说打破教育对象的限制，教育是平等的。孔子突破“学在官府”的旧传统，打破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首创私人收徒讲学的教育模式，使大批贫寒子弟有了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一切人，无论贫富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都可以接受教育。这与我们今天强调的教育要面向所有人是相通的，与我们当下主张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是相通的。
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中的“类”字，繁体作“類”，《说文解字》：“類，种类相似，唯犬为甚。” 由本意引申为种类、同类。由此看来此话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主张教育学生的内容和学生所学的内容也是“无类”的。孔子的教育内容非常丰富，并且从不强行分类，决不受“类”的限制。这与孔子提倡“博学”，是对应的，孔子说“博学于文”、“博学而笃志”，博学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成为通才。“博学”本身就要求学习者和育人者不能局限于“类”的限制，这与孔子倡导的“因材施教”也是呼应的。“因材施教”所含的一层意思就是在育人时不能仅仅把同一类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应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传授不同的内容。 所谓博学，是指凡是有益于身心的东西都应该学。所以要博学，就要打破“类”的限制，不应限于一类知识的学习，也不应限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凡是对于改造自我有益的东西都要学，这就意味着学习要深入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只有博学，才能触类旁通，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专门化”和“精深化”。
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认为最好的教育方法是由博返约，博是融会贯通的基础，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眼界就不开阔；但如果为博而博，缺乏深入统观的功夫，人就会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失去方向。所谓大道至简，由博返约可以说是一切圣哲的历程，教育的真正可贵处不在学问，而在透过广博的学问所参悟出的简约的真理、大道。清代学者汪琬（wǎn）在《传是楼记》中说“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大概是第一位精辟地阐释启发式教学内涵的教育家,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代朱熹的注解：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是说只有当学生进入到积极的思维状态时教师才更容易适时引导、启发,帮助学生打开知识的门扉,端正学习的方向,即“开其意”“达其辞”。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通过启发式教学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独立思考能力。孔子启发式教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历代教育家,成为我国教学思想的精华。《学记》说:“教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引而弗抑,开而弗达。”宋代朱熹也说:教师“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用商量而已。”现代教育学使用的“启发”,就是从孔子那里继承的；今天教学实践普遍采用的“启发法”,发端于孔子,因此,孔子是我国启发教育的首倡者。
孔子还说：“不耻下问,敏而好学”;“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默而识之”里的“识”在古代汉语中是与“志、记”字通用，所以“默而识之”这句话是说：做学问心境要沉稳，要宁静，不可心存旁骛，更不可浮躁表现，要默默然领会在心，这是最要紧的。孔子就是这样把所见所闻都默默地记在心里，细心体会，努力学习而从不厌烦，从来没有学习满足的时候；同时能够耐心地教导学生，从来没有教学嫌恶的疲倦。孔子作学问的志趣永远不变，他能够耐住寂寞、钻研学问，也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风范的延展；孔子的 “诲人不倦”也是“有教无类”的无私忘我境界和“泛爱众”的体现。学不厌是智，教不倦是仁。孔子智仁兼备，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孔子的高风亮节如同高山一样巍峨让人仰望而心存崇敬，孔子的修身之道如同坦途一样平直使人遵循而胸怀至诚。
孔子一生勤勉好学,是一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可敬学者。孔子在他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结合自己修养治学的过程,仍不忘告诫人们应该终生学习不能懈怠。他总结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之所以达到这种至高境界,正是他永不停滞,永不懈怠的学习追求所致。我们都应向孔子学习，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不仅学之，习之，思之，而且好之，行之，乐之。
孔子作为先贤圣师,他的孔门之学其实就是人生觉悟之学，在两千多年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当下仍然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孔子的学习理念不会因为距离我们时代久远而褪去光泽，相反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且会在推进建设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中益发闪烁出智慧的光辉。雷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