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统一全国后的中央政府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行官僚秩序的集中构建。到了汉武帝时期，官员队伍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初期的规模，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设置了相应的政务官员进行管理。在这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中，渐渐涌现出了两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它们仿佛如同阴阳的两极，行事作风截然不同，为人处事大相径庭，但是却殊途同归地都为西汉中后期的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就是西汉时期的循吏集团和酷吏集团，在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中都对于这两个集团有专门的描述，其具体为何，且待笔者慢慢道来。
西汉政区
西汉时期实行的是严格的积功升迁制度，基层官吏是依靠政绩来逐步升迁的。而循吏集团与酷吏集团的共同点之一就是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政绩，成果斐然。可以说这两个集团都是西汉时期官员的优秀代表。关于“循吏”与“酷吏”的定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过明确表述：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从中可以看出，“循吏”指的是遵守法律，安民理政，没有举世瞩目的功劳，但是也没有过错的良臣。“酷吏”指的是善于弹压刁钻顽劣的地方豪强，作风强硬，手段残酷的干吏。简单来说，这两种官员中循吏是劝克桑农、循循善诱，以王道治理百姓。酷吏是*伐果断，手段残忍，以霸道约束百姓。这两类人虽然做法不同，但是都将社会良好地稳定了下来，使百姓生活步入了有效的秩序之中。
太史公
循吏集团
由于特殊的时代性，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中只留存下来了先秦时期的循吏记录，所以本文不加以涉及。班固的《汉书·循吏传》中记录了文翁、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六人。当中既有儒生出身的文翁、龚遂，也有小吏出身的黄霸、朱邑。当中，黄霸最后登上了丞相的高位，成为宣帝时期的国家栋梁。概括说来，这几人的行政作风就是“外宽内明、得吏民心”的仁政。文翁在巴蜀大兴文教，武帝时期，“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王成任职胶东相，兢兢业业，在大灾荒时期独立治理收留了八万多的流民。朱邑身为国家大司农，主理全国财政，家中却廉洁自律，家无余财。他在位时期将自己的俸禄大部捐献给了同族的乡民，敬老赈贫。龚遂在饥民造反时劝谏皇帝暂停镇压，自己以王道成功说服乱民，而后开仓救济贫民，挑选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让他们各安生业。一场大乱随之而消失，令天下钦佩。召信臣劝克桑农，富民有方，经常出入于田间阡陌之中，使得全县风气大振，百姓安定富足。这些循吏基本上都是在武、昭时期入仕为官，在宣、元时期走上事业巅峰。从他们的事迹可以看出，进入循吏集团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就是要在任上卓有政绩，第二点就是要为人正直良善。《汉书》中说的也非常清楚“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论才能，这几位也是百官表率，但是滥用刑罚，*戮过多，所以不将其纳入到循吏集团之中。
循吏是当时官员的典范
酷吏集团
相比于循吏集团，酷吏集团的人数更多，特征更为明显，分布得也较为错落。《汉书·酷吏传》中共记载了十四人，此外还有更为著名的张汤、杜周，单独立有传记。班固在撰写该部分时将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中的大部分材料都囊括在了其中，故而笔者统而言之。“酷吏”一词根据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为：“方略教导，禁奸止邪，酷烈为声”。然而两人对于酷吏的评价却大多数都是积极正面的。
司马迁直言：“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班固也点明：“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