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霔赠送孙女周蓉的书法作品
对我父亲的特别期许
*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周尔鎏时，我父亲还是在地上爬的婴幼儿。那是1931年在上海虹口永安里44号*称之为“生死与共”的经历。
*再次见到我父亲时，是他通过地下党在上海找到我父亲，1946年在周公馆与我父亲三次相见。临别时，考虑到附近有特务埋伏，*特意安排卫士长一路把我父亲送到黄浦江边。之后，我父亲参军到了四川，195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的母校南开大学经济系就读。*希望侄辈能有人今后从事外事工作，让我父亲从经济系转至外文系就读英文专业。*坚持“避亲嫌”的原则，我父亲毕业后没能进入外交部工作，之后在对外文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工作。
1935年周恩霔、梅兰芳摄于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先生府邸
1964年*非洲十国之行后，我父亲随代表团也访问非洲，*说：“你是亦步亦趋，步我后尘啊！”*亲自向我父亲传授在非洲时若遇到“生死关头”的秘密武器，即关键时刻要用好当地的驾驶员。
*唯一一次“不避亲嫌”，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我父亲被安排参加了特别的接待工作，主要任务是与美国随行人员中的安保人员一起担负两国*的安保工作。
1974年春节*与我父亲做了最后一次单独谈话，他嘱咐我父亲说，你是“老实人，又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是亲属子弟中首当其冲的，会未受其利，反受其害的”。
亲情永流传
在*担任新中国开国总理之后，我曾祖母和我爷爷就不再与他来往过密。我儿时的记忆里只知道我爷爷的姓名是周翕园，北京爷爷的姓名是周同宇，不知道周恩寿。
我爷爷后来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只在1955年冬与七爷爷在北京见过一次。我父亲和母亲除了一些基本交往外，还有幸多次分别陪同七爷爷和七奶奶参加外事活动。
1963年我出生后，由于我父母都还是南开大学的大学生，七爷爷和七奶奶又每月从他们的工资里拿出30元寄给我父母抚养我。1974年春节，我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七爷爷和七奶奶时，我有幸吃到了七奶奶亲手削的莱阳梨。
在局势紧张的年代，七爷爷还嘱咐我父亲最好将我从北京送到南方，做好最坏的准备。1976年1月，在七爷爷去世后，一辆红旗牌轿车把我从学校接走，我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吊唁活动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摘自《世纪》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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