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鲍德里亚，消费主义哲学家，逝于2007年3月6日，终年77岁。
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一刻——日期和时间都不重要——让·鲍德里亚拿出一大块红布，铺在家中的一把椅子上，然后坐了下来。他或许抽了口烟，或是沉思了一会儿，或是挠了挠自己的鼻子，他面团似的、架着副眼镜的大鼻子。然后，他站起来，在椅子上留下了身体的压痕。这个景象让他非常得意，于是他拍了一张照片。
他本人对此事（除了椅子后来坏掉这一事实）未予置评，所以具体的细节都是猜测。但通过把红布铺在椅子上并坐下来，鲍德里亚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丰富了构成二十世纪经纬线的符号、对象和象征行为。通过起身，他留下了自己的“拟像”：正如他戏谑着展示的那样，这是一种掩盖了“并不存在真相”这一事实的真相。通过摄影，他将椅子变成“超现实”：一种事物的影像，可以无休止地复制，声称有意义但实际上毫无意义。
随后，他去吃午餐。
为什么不呢？当一个拟像同时也是一个法国哲学家，或许还是近几十年来最受欢迎的哲学家时，他需要时不时来瓶梅洛红酒。由于他整天都在思考图像与物品的诱惑力，当发现自己对肉店里那个为他包好小牛肝的女士——只因在电视上见过他——也拥有这样的力量时，他觉得很有趣。
鲍德里亚的世界是不是一派胡言，是否是对溺死在自身无意义中的消费主义文明的一种深刻批判，众说纷纭。许多法国同行认为他太过分：聒噪、恶搞，而且不属于任何学派（虽然在楠泰尔学院的狂热年代里，他是亨利·列斐伏尔和罗兰·巴特的门生，那时的课堂常笼罩在催泪瓦斯和鹅卵石满天飞的阴影里）。他的话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对1968年事件的热情给他贴上了左派的标签，而哲学家属于左派这件事，就像鱼在水里一样自然。但后来，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绝交，称马克思是个保守派。他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把人类的生存变成了生产和交换的问题，而他更倾向于强调其象征性的一面。
总之，在他的世界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叙事都已坍塌。“历史的终结”不再是普世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鲍德里亚将历史总结为：一个独自慢跑的人，无视周边环境，只听见自己播放器里的音乐，只关注自己的表达——健康、时尚、持久。他笔直地往前跑，但看不到终点。
真实的荒漠
被他冒犯的各国人民中，没有谁比美国人更生气。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国远比在法国更受欢迎。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各个草坪上演讲，甚至穿着绣金线的上衣，像个花花公子一样出现在拉斯维加斯郊外的威士奇皮特酒店。1986年，他开着一辆汽车，穿越美国大陆，对这个国度喜欢又厌烦。他从未如此沉浸于这片超现实的土地，那里充斥着毫无意义的象征物，或如迪士尼乐园般刻意而为的花哨版日常生活。他写道，自己是在“汽车旅馆和矿物地表……在电影剧情的速度中，在电视冷漠的映像中，在穿越虚空日夜放映的影片中”寻找美国。他发现自己扮演着一个法国哲学家的角色，从这片“真实的荒漠”中呼啸而过。
《美国》，[法]让·波德里亚著，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美国人不喜欢他的书。他们并不在乎被称为“唯一遗存的原始社会”。几年后，他们同样反对鲍德里亚关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从未发生的观点。但在鲍德里亚看来，海湾战争并未发生。媒介制造了交火景象；萨达姆部署军队，美国投掷炸弹，如同真空中纯粹的权力声明，两军从未短兵相接。“获胜者”（虽然没取得任何胜利）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迪士尼乐园举行了庆祝晚会：证明完毕。
然而，与鲍德里亚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思考相比，这一切都相形见绌。“9·11”是一起“绝对事件”，是对“无法忍受的”美国权力一次不可避免的反抗。面对咄咄逼人的全球化，摧毁世贸双子塔是唯一的反制手段。美国的这一象征符号招来了对它自身的毁灭：“是他们*，但也是我们希望的。”
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他们很不理解鲍德里亚的意思，不过当时的确很少有人能懂。这个人隐藏在他那派头十足的思想背后—往往是胡说八道，可有时也能敏锐地捕捉到由媒介主导的现代生活的琐碎。要是你问起来，他会咆哮：“没有背景！”在某个地方，有家说德语的农民和他满腹狐疑的父母，他们也想知道如此的成长背景究竟给这个胖乎乎、书生气的男孩带来了什么。又或许确实什么都没有：罩着椅子的红布上留下人存在过的迹象，只是这样一张照片而已。
6.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鹦鹉
科学史上最著名的鹦鹉，逝于2007年9月6日，终年31岁。
艾琳·佩帕博格最后一次看到亚历克斯时，她同往常一样向他道晚安。“你真好，”亚历克斯说，“我爱你。”“我也爱你。”“你明天会来吗？”“是的，我明天会来。”但那天晚上，亚历克斯（据说是“鸟类学习实验”项目Avian Learning Experiment的缩写）在他的笼子里悄然逝去，为学习复杂任务的一生画上了休止符。人们原本以为，那些是只有灵长类动物才能掌握的本领。
和大多数需要全力以赴的领域一样，在科学领域，拥有合适的工具非常重要。早期有关猿类语言能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能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研究人员犯了最基础的错误，那就是选错了实验对象。因为黑猩猩的声带几乎无法自如发声—直到有人主张教大猩猩手语，才取得了一些进展。
即使如此，研究人员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他们认定，猩猩之所以能理解和运用人类的手势语言，是因为它们与人类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要颠覆头脑中这一固有观念，转而研究一种与人类没有多大关系但可以讲人类语言的物种—鹦鹉，没有非凡的洞察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佩帕博格博士具有这种洞察力。1977年，她还是个理论化学家，时年二十八岁。怀着探究到底的心理，她从一家宠物店随机买回一只一岁的非洲灰鹦鹉。从此，动物行为科学领域最著名的搭档表演开始了。
佩帕博格博士和亚历克斯最近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三亿年前。但是，与黑猩猩（它和佩帕博格博士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仅四百万年前）不同的是，亚历克斯很轻松就学会了开口说话。问题在于，亚历克斯只是在跟着佩帕博格博士“学舌”吗？要不要重新定义这个带贬义的词语？鹦鹉真的理解自己所说的话吗？
会思考的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用进化论解释行为的做法重新流行起来，佩帕博格博士因此怀疑鹦鹉能理解语言，这也是她挑选鹦鹉的另一个原因。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汉弗莱的英国研究人员提出，智力进化是对社会环境而非自然环境做出的反应。动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越复杂，其繁衍就需要越多的智慧。
根据汉弗莱博士的说法，灵长类动物之所以聪明，是因为它们通常群居生活。与此同时，正如群居生活能提高智力一样，智力也使得更大的种群保持正常运转，为进化得更加聪明提供推动力。如果汉弗莱博士是对的，那么只有社会性动物才会有智慧——他的理论如今已经得到证实。
成群的椋鸟或者角马这类群体不能算作真正的社会，它们只是出于安全目的聚集在一起，个体之间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如亚历克斯这样生活在野外群体中的鹦鹉，其群体模式类似于猴子和猿，因此佩帕博格博士推断，亚历克斯可能已经进化出先进的认知能力。像灵长类动物一样，鹦鹉的寿命够长，值得去接受那些耗费时间的学习过程。再加上他拥有说话的能力（或至少能“发声”），亚历克斯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实验对象。
结果证明亚历克斯不负众望。通过一种现已应用于学习障碍儿童的培训技术（让两个成年人使用并讨论某个物体，有时故意犯错误），佩帕博格博士和她的共同研究者着手在亚利桑那大学教亚历克斯如何描述事物，如何表达他的欲求，甚至如何发问。
受训中的鹦鹉。
佩帕博格博士说，亚历克斯最终拥有了相当于五岁儿童的智力，并且还有潜力可以开发。他拥有一百五十个单词的词汇量，知道五十种物体的名称，除此之外，还能描述物体的颜色、形状及其构成材料。他能回答有关物体特性的问题，即便是某种之前从未见过的综合性能。他会要东西，如果拿来的物品不是他想要的，他会拒绝并再次提出要求。他能理解并讨论“更大”“更小”“一样”“不同”等概念。他能从零一直数到六（去世前正在努力学习什么是“七”）。如果把佩帕博格博士或她的共同研究者惹恼了，他甚至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道歉。
有大量的共同研究者甚至陌生人参与了这项实验，这一点至关重要。长久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最怕的就是“聪明的汉斯”效应：一匹名叫汉斯的马，看似会计数，实际上只是对训练者无意识中提供的线索做出反应。亚历克斯却可以和所有人交谈，执行每个人的命令，并非仅限于佩帕博格博士。
仍然有少数研究者认为，亚历克斯的技能只是机械学习的结果，而非抽象思维。但亚历克斯让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相信，鸟类同哺乳动物一样能进化出复杂高级的认知能力，并把这一结果传达给外界。令人惋惜的是，用蒙提·派森的话来讲，他现在只能被称为一只前鹦鹉了。
封面题图来自电影《比海更深》剧照。
原文作者｜[英]基斯·科尔克霍恩；[英]安·罗
摘编｜青青子
编辑｜青青子、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