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城堡：一个孩子的战时生活》（Castle Burning: A Child’s Life in War）书封。
狄内斯博士原本打算接下来去美国和欧洲巡游，参与和新书相关的活动。但在此刻去世，似乎更像她猛踢这残酷世界的特有方式。岁月并未磨去她的棱角。尽管安妮·弗兰克回忆录的作者在电影和书籍里都会尽量避免煽动对压迫者的恨意，但狄内斯博士从未停止憎恶德国人及其在匈牙利的战时代理人。
最后的童话
玛格达·狄内斯出身匈牙利名门。彼时的匈牙利穷困潦倒，由于在一战中战败，三分之二的领土被战胜国奖给了南斯拉夫和其他邻国（领土争端持续至今）。但玛格达家境富裕，父亲是布达佩斯一位成功的出版商，家里有仆人伺候，还坐拥各种奢侈品。玛格达似乎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孩。她说，在母亲眼里，她“不可理喻的尖酸刻薄，口无遮拦，傲慢无礼，太过聪明”。但五岁的时候，她还是有些魅力的。玛格达回忆，“在漆黑的夜晚，当我睡不着时”，就要听匈牙利魔法城堡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有一个幸福的结尾。1939年，二战爆发，书名中的城堡开始在她想象中燃烧，此时玛格达的父亲抛弃家人，远走美国避祸。
为此，玛格达一辈子对父亲怨恨不已，她愤怒地列出父亲随身带走的行李清单，里面有十二套西装和四十五件衬衫。父亲的出走无疑是有原因的。他一直抨击匈牙利独裁者、海军上将霍尔蒂，且匈牙利的犹太人已经受到当地纳粹组织箭十字党的威胁，布达佩斯部分地区也已经禁止犹太人出入。狄内斯的父亲可能以为，只有自己离开匈牙利，才能保证家人的安全。
但实际情况是，玛格达与母亲、哥哥伊万多年来不停地东躲西藏。有一次，玛格达不得不躲在烤箱里，而伊万则被抓住枪毙了。
战后，匈牙利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玛格达感受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腐烂”正在“侵蚀”她的生命。她取道奥地利和古巴来到美国，但这次父女重逢并不愉快，父亲认为她是个非常抑郁的女孩，她则回应说忍饥挨饿又被虱子咬“往往会腐蚀掉一个人的快乐”。
她在纽约的生活与常人无异，接受教育，事业有成，结婚生子，有两个小孩。她说自己当心理医生是因为早年的生活经历。“幸存者对受过伤害的人有一种认同感，提供帮助是自我疗伤的过程。”她卷入了女权主义争论，其中一个是堕胎问题，或者用委婉点的说法是“尊重生命”或“赞成选择”之争。对待在“隐身之处”尚未出生的孩子们，狄内斯博士又是怎么看的呢？她花了两年时间采访堕胎诊所的工作人员，据此完成的报告后来出版成书，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也反映了她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她说，不管叫什么，堕胎就是谋*。“参与堕胎手术的医生不可能一直欺骗自己。”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反堕胎宣言，报告中的一些细节也被“尊重生命”活动人士加以利用。这让她很失望，因为在考虑了堕胎的多种理由后，她最终认可堕胎是一种“非常特殊和必要”的谋*。从五岁起，那些乱人心绪的感伤就已经粉碎了。
2.贝蒂·弗里丹：她指出了女性痛苦不幸的原因
贝蒂·弗里丹，女权活动家，逝于2006年2月4日，终年85岁。
曾几何时，在美国几乎每个郊区街道上的每间别墅门后，都有一位美丽的女人。她身穿家居服和透明丝袜，打扫卫生时会戴上头巾，以保持发型纹丝不乱；早餐后洗碗时，会戴橡胶手套，以保护双手完美无瑕。每天，她要照着《妇女家庭杂志》上的食谱做出新菜式，迎接她的丈夫回家吃饭；入夜后，还要对丈夫的性要求百依百顺。
她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即使上过，也把聪明才智弃置一边。她的生活就是，每天开旅行车接送孩子，做花生酱三明治，挑选新窗帘，洗衣服，插花。上午十一点，她会打开巨大的冰箱，切一片撒有淡糖霜的蛋糕，然后用咖啡吞下让她笑颜常开的药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将近十年的时间，贝蒂·弗里丹的生活就是如此。住在可以看见纽约哈德逊河美景的宽敞房子里，抚育着三个孩子，为当戏剧制作人的丈夫做饭，靠装饰屋子打发时间。显然，按照“工作”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她没有在工作。她是妻子和母亲，而且作为一个女人，她很高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身份。
不过，只要看一眼弗里丹就会明白，情况复杂得多。她身材矮小粗壮，长着大鼻子和深陷的眼睛，远不是妇女杂志上宣传的那种小鹿斑比似的甜美女人。她长于争辩，可以给出高明的观点，再配上打碎的陶器和全音域的尖叫。她主修心理学专业，获得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奖学金，尽管后来放弃了，因为这扫了她男朋友的面子。读大学的时候，她曾经穿上羊毛套装，戴上珍珠项链，去纽约一家脏兮兮的办事处，试图加入共产党。多年来，她一直是左翼记者，为工会小报撰写关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文章。结婚后，她继续无所畏惧地工作，直到怀第二个孩子时被解雇，工作让位给了一个男人。
她的激进主义理想埋葬在了哈德逊河的美景房里，弗里丹自问：“这就是你想要的一切吗？”尽管受过教育，但她所做的并不比她母亲好到哪里去。在父母位于皮奥里亚的漂亮家中，母亲经常大发脾气，语带嘲讽，以发泄她满腔的痛苦。她父亲曾经是个卖纽扣的小贩，白手起家，拥有了一家珠宝店；母亲的创造力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弗里丹相信，大多数妇女都有同样的感受。1957年，她调查了两百个史密斯学院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成了绝望的主妇。但当她把这些绝望分类整理成一篇文章时，却没有一份妇女杂志愿意刊登。弗里丹决定写一本书，并在1963年向美国社会投下了一颗燃烧弹，其影响至今仍在回荡。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结构散漫，写作拙劣，但它准确地指出了女性痛苦不幸的原因。奇怪的是，尽管弗里丹上大学时一直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拥护者，但妇女的很多问题根源恰恰在于他那些现今十分流行的理论。他认为女人低人一等，受到阴茎嫉妒的折磨，她们实现成就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男人。弗里丹大声嚷道，这简直就是垃圾！女人只需要得到平等对待，获得自由，成为自己。
《女性的奥秘》，[美]贝蒂·弗里丹著，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5月。
妆容下的乌青眼眶
女性读者的感谢信纷至沓来。批评者则大多为男性，但不只是男性，他们气急败坏地说，弗里丹对国家是个威胁，证明了送女孩子上大学是多么愚蠢的事情。但是现在，女人身后刮起了政治旋风。弗里丹变得很忙碌，1966年，她作为创始人之一，组建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开展争取同工同酬、产假、自由堕胎和体面照料小孩的运动，并为尚未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进行斗争。1970年，为庆祝女性获得选举权五十周年，弗里丹在纽约市领导了“寻求平等妇女大罢工”，大约有五万人参加。
弗里丹的努力使大部分的女性权利得以保障，特别是在与堕胎相关的法律方面，但女权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弗里丹的尖刻言辞让她到处树敌。她迅速同妇女运动中愚蠢的边缘人群、烧毁文胸提倡者、性瘾者和女同性恋好战分子（被她称作“薰衣草威胁”）分道扬镳，因为她并不像他们一样希望挑起全面战争。缺乏耐心的人不喜欢她的渐进主义做法，有阶级意识的人谴责她只声援居住在郊区、养尊处优的白人的“妇女问题”，而不去关注贫民区和工厂里的“妇女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投身于女权运动的弗里丹。
部分困难在于，她厌恶政治正确、性别政治和逐渐塞满美国大学课程的性别研究。她也赞成婚姻，拒绝憎恨男人。虽然她声称丈夫对她家暴，她不得不用化妆来掩饰乌青的眼眶（1969年她与丈夫离婚），但她坚持说，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女性挫败感的受害者。相比性别问题，这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均等的就业机会、价值、收入来解决。
弗里丹去世时，这个乌托邦仍然很遥远。不过至少她确保，战后美国的理想女性已埋葬在了某个郊区的十字路口，头发仍旧一丝不乱，一根木桩穿过她完美校准的心。
3.威尔士王妃黛安娜：“命运”的受害者，无论那命运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