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徐贲，著名学者，现居美国。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写作领域包括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著有《在傻子和英雄之间 : 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等，编有其父的回忆文集《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最新著作《与时俱进的启蒙》于2021年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采访人：蔡翔、吴轩然、赵雪杉，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林栋、方华康对此文亦有贡献。
01 人的愚昧迷信并非因为没有受过教育，
而是因为只受过某一种教育
学人：“启蒙”作为一个问题最初是怎样进入您的学术视野的？而您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从贬低到重申”的过程？这种转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徐贲：对我来说，形成启蒙的自觉意识，是一个逐渐发展、逐渐明确的过程。转变的起因是应对我所经历的文化事件和看到的一些问题。开始的时候是工作和写作的需要。我在美国大学英语系任教，讲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课程，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和黑色幽默文学、乌托邦和恶托邦文学（anti-utopia），这样的课程本身就有许多包含启蒙意义的人文主题。英语系负责教授各系科学生必修的说理写作，我教授的科目之一便是公共说理，后来我用这部分教学内容写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18讲》。
《与时俱进的启蒙》，徐贲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版
我还讲授从希腊、罗马到启蒙运动的人文经典阅读，这部分内容后来写成《经典阅读：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我还写过许多时评和文化评论，后来汇编成四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集子，都有启蒙的意味：《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
人文主义的启蒙被歪曲和贬低，我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始于1990年代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新左派以“后学”（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来否定启蒙开创“现代性”的历史意义。现代性的积极因素（如自由、民主、人权）和消极因素（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被不加分辨地全面否定。
在后学的影响下，福柯、利奥塔等人对启蒙的批判被用来全面否定18世纪启蒙的贡献，乃至启蒙本身。更早出现的法兰克福的启蒙批判也是一样。尤其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这样的文化批判竟然把启蒙及其批判理性与20世纪极权主义的工具理性直接挂钩。这就让我有了要为启蒙正名，重申启蒙的念头。但由于忙于教书和别的事情，一直拖到了2017年我退休前后才开始动笔。
2018年底我开始为“看理想”主讲西方人文经典阅读，梁文道先生建议我从希腊、罗马讲起，因为那时候《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所以我要求先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能把作品阅读与启蒙论述结合起来。启蒙时期经典阅读的部分有将近40万字，涉及20多位作家和20多部作品。
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许多论述启蒙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好好阅读过启蒙时期作家的作品，只是凭着一些概念，无根游谈。国内的新左派论者是如此，甚至连国外的一些自由派著名人士也是如此。伯林就是一个例子。
以赛亚·伯林的反启蒙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刺猬与狐狸的差别的寓言上的。这个机智的比喻是他的理论亮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实际论证的缺陷。刺猬代表一元论，狐狸则代表多元论，这二者形成了伯林所说的18世纪“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完全否定启蒙，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多元主义者”，他更同情的是他称之为“反启蒙”的一些思想家。
简单地说，“刺猬”（一元论）建立了关于人类行为、历史经验与政治价值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性理论；“狐狸”（多元论）则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多样性，而畏惧那种甘愿把人类尊严牺牲于一个理念祭坛上的狂热分子。
以赛亚·伯林（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在伯林那里，道德、意识形态、伦理和文化的多元论是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一致的，包括承认与宽容。而一元论则是违背自由主义价值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问题不在于他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区分，而在于18世纪启蒙根本就不是像他所说的“一元论”。
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在评论伯林指责启蒙“思想癫狂”时，语带讽刺地说，伯林对启蒙的偏见是因为“他没有集中精力来阅读启蒙思想家，当然也没有太多地论及他们。他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被人感知理解”。（《以赛亚·伯林的遗产》54-55）
没有阅读经典的基础，对18世纪启蒙的理解和评价是靠不住的。在我对18世纪启蒙作家的阅读里，从休谟的《人性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莱辛的《智者纳坦》、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中，能找到伯林所说的那种危险的极端主义和思想癫狂吗？
我重申启蒙当然不只是表明一个立场，而是要让历史的事实和理性的分析来说话，《与时俱进的启蒙》只是我启蒙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是《人文经典阅读：启蒙运动》（具体的重要作品阅读，即将出版）；第三部是《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启蒙的方法论，包括启蒙的认知和伦理，尚未完稿）。我希望用这三部作品来完整地表达我对18世纪启蒙以及启蒙本身的看法。
学人：对“启蒙”这一问题的思考背后，您有着怎样的个人关怀？这一个人关怀又延续到了哪些您思考过的问题之上？
徐贲：启蒙问题的背后是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有关启蒙的一些重要观念问题上变得更明白，也就是对“启蒙”的启蒙。至于其他的启蒙工作，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只是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
例如，我介绍公共说理的基本原理，《明亮的对话》一书反响不错。我意识到大家确实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又写了另外一本这方面的书《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这两本书算是姐妹篇。前一本书注重理性的逻辑论证，但如果只是囿于逻辑理性的一面，则有可能陷入“逻辑中心主义”，其缺陷在于把思维当作一种可以排除思考者自身复杂且矛盾的人性因素的逻辑程序。
它错误地暗示，一旦正确的思维过程建立起来，每个理性之人都会按照这个过程来思考。这样一来，思考的合理性便可能忽略不同的个人因素，如情绪、心态、情感、禀性、习惯、境遇的影响等等。因此，后一本谈说理的书中所讨论的心智启蒙是对前一本书理智启蒙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