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对话》（2014）、《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2021）
我也很重视古代经典和经典阅读的启蒙作用，尤其是经典著作对我们今天思考政治、社会、人性等问题的人文观念传承。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艾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在《教育的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一书里有专门的“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一章，讨论古典文化对现代人教育的重要意义。
就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来说，我希望阅读古代经典能让尽量多的人成为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里所说的那种“喜爱古典的现代人”。莱辛在1756年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中写道，“让我们向古人学习吧，除了大自然，还有谁是比古人更好的老师?” 我在“看理想”上主持西方人文经典阅读，讲稿以后也会出版成书，就是希望能起到这样的启蒙作用。
荷兰人文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里说的，18世纪启蒙“对我们来说只是前天，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丧失掉与如此邻近的一段历史的解释渊源呢？”这个渊源应该首先是现代观念的渊源。
“观念”(ideas)是指那些对重大问题（历史、人性、社会、政治）的观点，这种观点经常是有价值观支撑的信念。18世纪启蒙思想之所以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近邻的关系，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仍然在影响我们现代生活的基本观念，那些由自由价值支撑的对人的信念。
启蒙的观念包括：人可以运用理智来认识世界和人自己、人的独立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是一个整体性存在、自我完足是人的存在价值、永久和平和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人类应本着世界同胞之精神互相团结，以协谋发展。
这样的观念是信念与价值的结合。这些观念所包含的信念是，人类文明是在历史发展中好不容易形成的，只应该前进，不应该倒退；宪政和法治优于专制和独裁；政教应该分离；民主是人民做主，不是为人民做主等等。支撑启蒙信念的价值是自由、平等、博爱、尊严、宽容、仁爱、同情。这些观念、信念和价值观构成了今天世界的正义观，是值得人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描述启蒙时期法国沙龙文化的画作“Une soirée chez Madame Geoffrin”
从根本上说，启蒙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不是抽象的教育理念或理论，而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受到统治权力限制的教育。今天，许多人愚昧、迷信、狂热，并不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而是因为只受过某一种教育。
没有知识会愚昧，只接受某一种知识同样会愚昧，很可能是更有害的愚昧。权力与群众的关系因此成为我所关注的问题，我也写过这方面的书，如《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暴政史：20世纪的权力与民众》。
启蒙离不开启蒙者，从知识上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启蒙者，是真实知识的传播者，但事实远非如此。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制造真理，一方面制造谎言。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把满肚子学问用作政治资本或仕途敲门砖的传统。
古时候是 “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如今是有了高学位能混官做。启蒙不能指望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没当成官，又害怕招惹是非的“专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的学术领地，对公共启蒙也是毫无兴趣。
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与启蒙有关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这是我一直有的兴趣。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困境》(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讨论的就是批判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困境。论述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中文著作还有《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
徐贲首本英文著作《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困境》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
启蒙当然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启蒙思想的资源、启蒙思想与西方古代经典的关系、启蒙的人文主义和普世价值、启蒙知识的传播原理，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读写与知识等等。这些也都在我的著作中有所涉及。
02 对严肃知识缺乏兴趣的社会里，
启蒙不得不与大众娱乐争夺可能的对象
学人：您在《与时俱进的启蒙》的导论中提到，我们需要区分启蒙的批评者和启蒙的敌人，并指出“自由是启蒙的核心价值，也是区分启蒙与反启蒙的尺度”（P527），然而，当代的情况往往是，不同的派别甚至对立的阵营之间都互相使用着、争夺着相同的话语。例如“自由”已被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政权都写入了价值观中。
更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一词，既可见于Antifa对川普政权的攻击，也可见于保守派对antifa等极端左翼本身的指责当中。这一方面可以视之为启蒙的胜利，即哪怕是不同的立场在现在都得抢夺启蒙竖立下的话语权，但却也造成了各种语言、概念进而思想上的混乱。请问面对这种混乱，您是否有明确而可操作的方法进行分辨？
徐贲：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自由是启蒙的核心问题，这不只是说，没有自由的观念——包括人的自由权利、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独立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就没有真实的启蒙。而且，进一步可以说，反对启蒙自由观念的人或势力同样也不得不用“自由”来作为反对自由的话语武器。今天，不可能有人用“奴役比自由好”这样的理由来反对自由，而是会用“没有绝对的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虚伪的自由”这样的借口来反对自由。
兵法上说，你若打不过你的敌人，就和他结为盟友。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盟友，而只是利益需要的权宜之计。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对付自由和民主用的就是这种暂时化敌为友、最终消灭敌人的策略。通俗地说就是“不能打垮他，那就玩残他”。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一句台词，“好东西到中国就变了味”，自由、民主、议会、宪政、人民代表无不如此。最后一集末尾孙中山的一番演说讲的就是这个。
电视剧《走向共和》（2003）截图
“好东西”被玩残，被玩变味，弄得面目全非，这更说明有必要对“好东西”进行说明和解释，让人们明白好东西究竟好在哪里、那些冒牌的“坏东西”为什么要装成好东西、如何识破假冒成好东西的坏东西。这就是启蒙。
人们不是完全看不清坏东西冒充好东西所玩的把戏，现在有那么多动听的口号，但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的呢？一般人已经变得比以前明白多了，这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启蒙效果，上当受骗的次数多了，当然就会变得怀疑和不信。
但是，仅仅依靠经验的启蒙还不够，因为经验的明白有可能反而导致“难得糊涂”“何必认真”这样的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王蒙在《躲避崇高》一文里评价王朔的玩世主义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王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