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51 5 Jahre SED/fünf Jahre erfolgreicher Kampf für Einheit, frieden, Aufbau
德国统一社会党五周年/五年来争取团结，和平，建设的成功斗争(图源bilibili用户：文明路194号)
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对这种大众犬儒有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他写道，
“在东欧旅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无处不在的宣传招贴和标语牌，写的都是革命口号，还有许多歌颂革命工农兵的公共纪念碑。意识形态的热情展示在报纸、杂志和流行书籍的语言里。但是，如果你居住一段日子，听听老百姓在说什么，就会看到巨大的裂痕。官方的语言和说辞很少出现在人际交谈中。……按照我们的观察，老百姓过日子……即使是为了争取工作上的升迁，也并不使用这种语言。”
明明知道老百姓无兴趣，有反感，但为了展示和巩固权力，不断重复一种假大空的语言，这便是东欧的有权者犬儒主义。
语言的功能本应该是揭示真相和厘清本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含混的语言模糊真相并掩盖本质。“法西斯”一词乱用就是一个的例子，张三说李四是法西斯，李四又说张三是法西斯，他们两个可能谁都不是法西斯，也不真的知道什么是法西斯。“法西斯”只是他们互相用言语殴斗的棍子和石块。因此，澄清究竟什么是法西斯便成为启蒙的工作。
我曾经写过一篇《因为法西斯，民粹才可怕》的文章，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我在文章里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体制。
其灵魂人物墨索里尼说，“法西斯原则的根基是它关于国家和国家本质、作用、目的的观念。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国家是绝对的，个人和群体都是相对的”。法西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以 “运动”“主义”“信仰”之名，用各种极端的手段压制和取消人民的自由，强迫个人绝对服从国家意志，充当驯服的工具。
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年7月29日－1945年4月28日）,法西斯主义创始人
把许多本不是法西斯的事物牵强附会、一知半解地牵扯成法西斯，会起到淡化和漂白真正的法西斯的效果。启蒙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学会分辨看上去相似的事物，认清不同的本质，操作的方法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但却是有的，也是可以传授和学习的。
在大学的论证说理课上，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定义”。你批评法西斯，那你就必须告诉别人什么是法西斯，要在双方都基本同意某个定义的情况下，才有讨论的可能。否则就会自说自话，鸡同鸭讲。定义至少有五种基本的方法，经常需要结合使用。争论最经常就发生在对论题概念的不同定义上，我在《明亮的对话》一书里对此有专门介绍，这里就不多讲了。
学人：这种分辨恰如您在书中所引用的“启蒙的真义在于用清楚的眼睛去看所有的黑暗”。那么，您如何理解这句话中启蒙所承载的公共价值？对于这份公共价值来说，知识分子又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
徐贲：启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过程，发生在一个一个人身上，经过一件一件事，渐渐地积累。明白了的人碰到新的情况可能又会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跟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会不一样。
启蒙不是群众教育、群众运动。只有自己愿意睁开眼睛的人，才能察觉到周围的黑暗，并意识到黑暗对他意味着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的那个黑暗洞穴和洞壁上影子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
知识分子就像这个故事里那个已经走出了黑暗洞穴，又回去告诉同伴们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的人。他是否能起作用，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洞里的人相信他的话，并且愿意张开眼睛注视黑暗，并离开黑暗。
洞穴隐喻是柏拉图的一个著名比喻，旨在阐明哲学教育作为思想解放过程的必由之路其意义所在。比喻中的囚徒，象征不会哲学思考的民众，从而置身于一个次级复制品的人造世界或臆想世界
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在黑暗洞穴与影子一起过日子了。他们在洞里乐在其中，享受着洞里的岁月静好。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最需要启蒙、但却又最不愿意接受启蒙的那部分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很有学问，有能力证明黑洞里的制度天下第一，洞中有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们还能证明洞外的光明不过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坏人制造的幻觉或谣言。
见过洞外光明世界的启蒙者如今只是零散存在于民间社会中间。他们除了自己的一支笔和很有限的言论机会，几乎没有其他传播启蒙思想的手段，他们必须借助大众或者甚至娱乐媒体，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播一些有限的启蒙知识，有时候听起来像是说书人或者表演者。这种启蒙基本上是知识普及，而不是传播像18世纪启蒙那样的观念更新。
在一个公众对严肃知识缺乏兴趣的社会里，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启蒙不得不与各种大众娱乐争夺可能的对象。这就像早期罗马喜剧家不得不与各种公众娱乐争夺对象一样。当时最走红的表演者是角斗士、脱衣舞娘、专门模仿猪的表演者，或者显摆铁头功的“大光头”们。罗马的“大光头”是一些剃光头的专业表演人士，在节日表演时，有人将沸腾的沥青浇在他们的头上，或者用受过训练的公羊远远地冲过来，用羊角顶他们的光头。这在罗马是很受欢迎的一种表演。
建于72-80年间的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罗马人大多数是因为看厌了这样的表演，想换换口味才走进喜剧剧场的。在今天这个网络影视时代，利用荧屏这个大众传媒的启蒙，它的内容、形式、表述都会带有“表演”的性质：启蒙者直接现身在屏幕上，衣着和相貌都有所讲究，他们与观众面对面说话，要顾及举手投足和表情的每一个细节：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无不有所用意；语调的高低、说话的缓急、语气的强弱也都是为了调动受众的情绪，而不只是诉诸他们的理性思考和理解。
这种必然的表演性（及其包含的迎合和讨好）是由舞台型媒介方式决定的。西塞罗反对法庭辩论的这种表演成分，但他自己的法庭辩论还得利用表演手段，否则说服效能就会大打折扣，这是由不得他的。
在荧屏上的表演性启蒙与只是用文字来影响读者的启蒙是不同的，几乎不可能具备后者的那种独立和深刻。表演性的启蒙必须照顾到受众的口味和接受偏好，最需要把握的就是一个“度”，寓教于乐并没有错，但启蒙大众娱乐化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吸引的就不是有思考要求的受众，而只是受崇拜心理驱使的粉丝。
尽管现在的一些启蒙已经有明显的迁就受众的取向，但仍然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启蒙民众，是一种强制的思想影响，对民主有害无益。他们说，启蒙把启蒙者化身为真理的掌握者，把自以为的“真理”强制灌输，从而征服、控制被启蒙者；所谓“服从真理”其实就是服从启蒙者的意志，这样的启蒙必然变成专制。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糊涂的看法。说极端的启蒙会恶性转化，这话等于没说，走极端就是恶性转化，还有不是恶性转化的走极端吗？不要说“极端的启蒙”，任何事物走极端都会转化为别的事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所分析的政体蜕化，说的就是这个。
走极端就是蜕变。民主政体蜕变为僭主政体，就已经不再是民主，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政体，能把僭政（暴政）叫做 “极端民主”吗？马和驴子杂交成骡子，骡子就是骡子，不是“极端的马”。怎么可以说已经变质的启蒙还是启蒙（“极端启蒙”）呢？说这话的知识分子自己该不该接受一点逻辑学的启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