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全集》，王贵忱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贰
罗浮仙山岭南化过程中，得到岭南三大家的本土认同
作为一处虚拟性和实体性俱存的文学景观,罗浮山更多地将自然美与不断积淀叠加的文化内涵紧密结合,以厚重的人文感呈现出来。随着本土文人的崛起,他们赋予了罗浮山特殊的乡土怀想和家园情怀,经由本土作家润色打造的罗浮山重新走向全国视野,由以往的虚构的遥不可及的仙境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岭南地标。这种本土文人对罗浮山想象的有意识建构在南宋时期初现端倪,古成之、崔与之、余靖、留正、李昴英等一批岭南士子的参与使罗浮山文学形象有了新的色彩,有了一定的家园感和地方感。而真正展开对罗浮山全方位的书写是在明清时期,其中尤以清初岭南三大家为著。“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地方暗示的是一种‘家’的存在,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与重大的成就积累与沉淀,且能够给予人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仙山的岭南化恰反映出以岭南三大家为首的岭南士子对自己家园的认同和对岭南地方感的建构。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朱明王朝倾覆,许多汉族文人沦为晚明遗民。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也不例外,他们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又同为岭南人,因此经常饮酒唱和,相互欣赏,相互慰藉,共同抒发家国情怀。罗浮山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园意象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据粗略统计,他们的诗词中提到罗浮山的达四百多篇。他们笔下的罗浮山虽然也延续了历代文化累积所形成的固有的仙山和隐逸之山的意象,但是也逐渐剥离了岭外士子赋予的附加意义,显得轻灵可爱、清丽动人,以岭南山水特有的风韵情趣展示在世人面前。
陈恭尹像
《陈恭尹》，端木桥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叁
岭南三大家通过作品标注家乡地方，表达对身份的确认,罗浮山成为首选
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均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三人都曾游历各地，有着开阔心境与写作视野，表现出相似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被后人誉为“岭南三大家”。屈大均人生经历复杂，不仅参与反清复明抗争,而且曾削发出家以示誓死不臣服清廷之意。他以化缘为名游历四海,北上东游,履及多处。陈恭尹作为明末清初广东抗清斗争的发起人之一，曾往返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联系抗清的各地义军,还曾赴云南欲投奔永历帝。梁佩兰不同于屈、陈，热心仕途，科考多年，因才气出众声名远扬于名公巨卿、达官贵族之间，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留京写诗为乐，士大夫争相延请品题吟哦。
当一个人身处异乡时，身份的归属变得尤为重要。身处异乡或宦居在外的游子更容易通过对家园的回望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表达对家乡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在岭南三大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三人通过标注家乡地方表达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其中最为中原文化熟知的岭南名山———罗浮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首选。例如屈大均早年号为“罗浮道人”,陈恭尹自号“罗浮布衣”,这种以罗浮明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自己绝世隐居之志,符合罗浮隐逸之山的固有情怀,另一方面以家乡标榜自己身份也恰恰彰显了岭南士子对自己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除此之外，还有多处诗表达自己作为罗浮人的身份归属,如屈大均“以予罗浮人,白鹇同飞骞”(《赠别甘处士返豫章》)、“我本罗浮五色鸟,化为仙人出炎峤”(《题王山使独鹤亭》)；梁佩兰“罗浮仙山人所晓,罗浮与我情不少”、“我家南海波涛住,罗浮隔断扶桑村”(《望罗浮》)等,字里行间渗透着“我从罗浮来”、“我是罗浮人”的对自己故土身份的认同感。
经久在外漂泊，归隐罗浮更为他们的最大心愿。如屈大均言:“戎马时方急,罗浮我欲还。相思蓬海隔，流泪损朱颜。”(《怀悬公》)“我将终罗浮，服食惟朱草。”(《古诗为叶金吾寿》)“愿作罗浮大蝴蝶,与君朝朝食花叶。愿作罗浮五色禽,与君暮暮宿花林。”(《陈丈种花歌》)这些可以说是反复咏志,表明向往自然疏淡无忧的田园生活的心迹。陈恭尹作诗：“只为平生志未灰,罗浮家近是蓬莱。曾窥抱朴书千首，易得安期枣一枚。峰顶三更时见日,村前十月早开梅。期君共隐谁宾主,浊酒相欢不厌陪。”(《春感十二首》之八)自己的家乡就在蓬莱仙境的旁边,这种地理优势使自己也充满归隐求仙的愿想。梁佩兰也写到“骑驴一踏蓟门春，便拟抽身作隐人。将上罗浮峰四百，黍珠庵畔结山邻。”(《答佟声远次原韵》)“服药寻仙自可求,罗浮门户是浮丘。”(《题赠》)。关于归隐罗浮的志趣，在三位诗人的作品中呈现出相似性。比较而言,岭南之地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较晚受到战火的荼毒,也是南明政权得以维系的基地,故而罗浮山水成为岭南三大家在山河破碎之际抚慰受伤之心的最好良药就不足为奇了。从我是罗浮人,到归隐罗浮、终老罗浮，表现出诗人们对生命轮回的认可,以及对生于兹、死于兹的归根情怀。
梁佩兰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