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罗浮山的文学形象出于岭外文人的凭空想象,在诗文创作中被一步步强化为状如蓬莱仙岛、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罗浮山的文学形象出于岭外文人的凭空想象,在诗文创作中被一步步强化为状如蓬莱仙岛、道教洞天福地,“仙山”逐渐凝定为罗浮山固有的文学形象。
惠州罗浮山自魏晋以来一直活跃在文人的诗词歌赋里,是岭南一处著名的文学景观。清代初期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对罗浮山的全方位书写,不仅延续了千百年来罗浮山留给人们的神仙之山、隐逸之山的固有空间想象,而且以本土士人的身份赋予罗浮山特殊的乡土怀想和家园情怀。经由本土作家润色打造的罗浮山重新走向全国视野,由以往虚构的遥不可及的仙境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岭南地标。仙境的岭南化,也反映岭南三大家生于岭南的自豪感和愿为岭南代言的地方认同感。
作为道教“第七洞天”和“百越群山之祖”、“岭南第一山”,罗浮山不啻为岭南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千百年来, 在文学领域,罗浮山始终活跃在文人想象和诗词歌赋里,成为岭南著名的文学景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罗浮山的文学形象出于岭外文人的凭空想象,在诗文创作中被一步步强化为蓬莱仙岛之一股、道教之洞天福地,“仙山”逐渐凝定为罗浮山的固有文学形象。而这一过于神化的景观描写与真实的罗浮山却相差甚远。宋明之后,岭南本土文人的自我意识崛起,他们或隐于罗浮,或游于罗浮,或求学于罗浮,已经不能满足仅仅将罗浮山描写成遥不可及的仙山仙境,在他们的笔下,罗浮山变得可亲可近、可栖可憩。其中尤以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罗浮山书写为著,他们以其享誉全国的赫赫声名、带着遍布全国的游历视野返回并对自己的家乡罗浮山进行全方位书写,极大地丰富了罗浮山文学景观的内蕴,凝聚了其岭南文化的特有品格,推动了罗浮山文学景观由虚拟性向实体性的转型。通过对家乡山水的积极书写和地方认同,他们也自觉参与到对家乡文化的有意识建构与对外传播中。
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这岭南三大家把自己真实的居山体验写入文学作品中,日月、星云、梅松、花蝶等带着岭
壹
宋代以前关于罗浮山的书写都来自岭外文人,他们笔下的罗浮山是神仙之山、隐逸之山
正如迈克·克朗所说:“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在文学史上,关于岭南的文学书写较为晚近,岭南文人的自我书写就更加滞后,“岭南”在中原文化的强势观照下,成为莽荒之地、未开化之地。罗浮山却似乎是个例外,它很早即进入中原文化体系,在秦汉时期已有盛名。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代表人物葛洪辞官隐居于此,炼丹采药,建观授徒,著述不辍,自此之后,罗浮山名传渐远,历代不断有人上山建寺修观,而且香火十分旺盛,遂形成九寺十八观的宏大气势,使罗浮山成为古代道教圣地,被誉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名闻遐迩。历朝历代仰慕者、游山者、访道者绵延不绝,留下了大量歌咏罗浮山的诗词文赋。
仔细研读这些罗浮山诗词, 我们会发现,宋代以前关于罗浮山的书写都是来自岭外文人的手笔, 例如谢灵运、李白、杜甫、李贺、刘禹锡等著名文学家都有过对罗浮山的书写,但本土文人对罗浮山的文学书写却是缺失的。岭外文人通过自己的想象在文学中将罗浮山建构成一座神仙之山和隐逸之山,充满神奇瑰丽的方外之美和隐逸之思,这一文学形象犹如一个恒久的标签,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称道。
罗浮山首先是一座神仙之山。据《广东新语》载:“蓬莱有三别岛, 浮山其一也。太古时, 浮山自东海浮来,与罗山合,崖巘皆为一……《汉志》云: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可见关于罗浮山的来源充满神话色彩,通过为其“正名”更显出其“出身不凡”。蓬莱在上古民间传说中便是“三神山”之一,在《山海经》与《列子》中是“海上神山”的形象,因此罗浮山的身份便天然地带有“神山”色彩。
宋代很多官员被贬岭南,罗浮山成为很多贬官必游之地。但是仙山的描写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如杨万里已到罗浮山脚,但其诗中仍看不到具体的实景描写,他在《罗浮山》一诗中说:“罗浮元不是罗浮,自是道家古蓬丘。弱水只知断舟楫,葛仙夜偷来惠州……我欲骑麟翳鸾凤,月为环佩星为从。前驱子晋后安期,飞上峰头斸丹汞。”罗浮山在杨万里眼里仍是充满神奇色彩的道教仙山。经过历代累积,文学中的罗浮山被不断神化,是神仙洞府的代名词,充满神奇瑰丽的方外之美。
罗浮山还是一座隐逸之山。仙山往往伴随着人们的隐逸之思。在文人的想象中,罗浮山钟灵毓秀,奇峰峻秀,也是适合避世隐逸的世外桃源。慕名题写罗浮的历代文人,有不少表达欲隐罗浮的夙愿。例如李白、杜甫没有亲历罗浮,但都对罗浮之隐充满仰慕之情。
宋以后随着贬谪岭南的文人增多,融游山玩水与访仙慕道于一体,罗浮山更是成为岭外文人南游的首选之地。这些文人大多由于政治失意,被贬至岭南,慕名游访罗浮山,罗浮山在他们眼里,是奇山异水与隐逸之山的合体,既有一种与自己熟悉的风景不一样的新奇感和陌生感,又有长期受道教文化滋养而焕发的隐逸美和超然美。纵使旷达如苏东坡,寓惠三年,沉醉于岭南风情之美,多次攀登、游览罗浮,大赞“罗浮山下四时春”的同时,也写下“孤臣南游堕黄菅,君亦何事来牧蛮……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黄蘖参洞山。何时旷荡洗暇谪,与君归驾相追攀”的诗句,表达出对羁留于莽荒小地的无奈与对参禅悟道、回归之情的向往。
岭外文人由于对岭南风物的陌生感,从不同于本土的视野出发,留下了许多对岭南的新奇记忆与审美观照,给身处其间的岭南人带来发现自己和重新审视家乡美的契机,为后人留下难得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也可发现,岭外文人对罗浮山的书写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违和感,要么仙异化,要么陌生化,缺乏一种地方意识的认同与建构,与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罗浮山相差甚远。
屈大均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