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翠1号”在太仓福田农场的挂果状
“我们当时的心理预期还是比较高的。”蔺经说：“因为李秀根的‘丹霞红’已经有先例了，一个省100万元嘛。我就跟张总报这个价，你要几个省就几百万元，多的话可以打折，比如两个省打九折，三个省打八折，就这样谈的。”
“我始终认为对一个品种的种苗生产经营权来讲，一个省一个省地卖肯定是不行的。比如，我买了河南省的经营权，江苏的人过来我卖不卖，山东的人过来我卖不卖，所以这是不现实的。我一定要全国的。”张志发说。
“从你们做种苗的角度，怎么去衡量一个品种的价值？”我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跟一家种苗公司的老板谈论品种转让费的话题，对他们心中怎么算这笔经济账颇为好奇：“比如‘苏翠1号’，一个省100万元的报价，到底值不值？”
早熟梨评比会上的“苏翠1号”
“如果没有出现非粮化政策的情况下，像‘苏翠1号’‘新玉’这样的好品种，我觉得是值的。”张志发给我算了一笔账，（种苗价格-育苗成本）×计划推广的数量，明面上的利润确实是可贵的，“如果他们坚持一个省100万元，我也是要拿的，但我拿回来肯定不止在河南一个省卖的，因为这个没法控制。”
“你们有没有算过经济账？”我又转头问蔺经。
“因为我们农科院一直是吃财政饭的，领导不算账，我们也不算账。”蔺经说：“说白了也是为了一份成绩，指望靠这个发财是不可能的。你在体制内待过，肯定明白我说的道理。”
福田农场采用平棚架种植模式
我会心一笑，那是苦笑。4年前我离开体制，除了要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确有几分体制内的无奈。
“所以我跟领导说，不管是多少钱，让专业的种苗公司来运作，肯定是有利于这个品种的推广，也可以造福更多的老百姓。好品种不能捂在自己手上。”蔺经说。
“最后是以什么价成交的？”我追问道。
张志发（右）和施泽彬在查看“新玉”的表现
“张总很聪明，他先跑到浙江农科院跟施老师谈，然后跟我说，施老师的‘新玉’就100万元，你的‘苏翠1号’我也掏100万元吧，多了没钱。”蔺经说：“后来我跟领导商量，领导也急切希望我们能转化，毕竟还是第一例嘛。”
2020年2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与北京北方丰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签下“苏翠1号”种苗生产经营权的转让协议，转让费130万元。根据院里的规定，蔺经所在的课题组一共拿到了74万元，12个人一起分，作为课题组负责人，蔺经分得最多，拿到10.4万元。
“你怎么看我们国家与日本在果树育种上的差距？”我把话题扩大，跟蔺经聊天没有什么可忌讳的，他能聊也敢聊，而且很认同我这种实话实说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