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阐释学研究重新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与之同时，上古史研究允称显学。在思想史领域，前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原生形态得到深入解读。笔者认为，上古史研究须沿着考古发掘、传世文献与观念阐释相互释证的进路展开。因此，应以阐释学为中心，引入社会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重学科，中外对照，综合抉发。就阐释学而言，应走保罗·利科与史学理论结合的路子，而非伽达默尔与艺术理论结合的路子。如此试行，上古史、中华思想史乃至阐释学研究，或可柳暗花明，对当代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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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易·系辞下传》，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7页。
[2]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涂尔干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94页。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惟贤整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4] [法]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我们都是食人族》，廖惠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5] [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6] [意]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杨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8]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40页。
[9]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页。
[11] 对于打制石器的方法，考古学家普遍采用了“技术”这一术语。参见高星、裴树文：《三峡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67—168页。
[12]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200、201、202页。
[13] [法]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5] 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第1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页。
[16] 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9页。
[18] [美]埃尔曼·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龚辛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1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534页。
[20] [意]维柯：《新科学》，第16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2页。
[22] [意]维柯：《新科学》，第152页。
[23] [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册)，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24]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8页。
[25]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43页。
[26] [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册)，第89页。
[27] [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册)，第53页。
[28]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36页。
[29]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2—73、76页。
[30] 王振复：《中国巫文化人类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222页。
[31]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32] [意]维柯：《新科学》，第171页。
[33] 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34] 我国学者将“观”作为哲学与文化范畴的专门研究，参见冀志强：《观：先秦话语及其诗性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98页。
[37] [意]维柯：《新科学》，第189页。
[38] [意]维柯：《新科学》，第161页。
[39]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3页。
[40]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4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3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1页。
[43] [美]乔姆斯基：《语言的科学：詹姆斯·麦克吉尔弗雷访谈录》，曹道根、胡朋志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页。
[44]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
[45] [法]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第88页。
[46] 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修订本，第140、144、155页。
[47]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48]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49] [英]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50]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关于“圆”论，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73—286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3页。
[52] [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54]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57页。
[55]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58页。
[56]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刘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57] [法]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我们都是食人族》，第209页。
[58]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265页。
[59]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13、164页。
[60]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92页。
[61]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90、592页。
[62] [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册)，第77页。
[63]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97页。
[64]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40、141、182页。
[65]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讨》，《裘锡圭学术文集》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66] 裘锡圭：《说格物》，《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4页。
[67] [美]乔姆斯基：《语言的科学：詹姆斯·麦克吉尔弗雷访谈录》，第97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
[69]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66页。
[70] 或认为八卦产生于“无字”年代，与结绳记事不能满足需要相关;先天八卦是文字产生之前“图符时代”的原始图画。参见周大明：《远古图符与〈周易〉溯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章太炎则认为：“未有仓颉之前，民亦画地成形，自为徽契，非独八卦始作为文字造端而已”，“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箸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即认为文字始于符号。参见《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5页。
[7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10页，释“祝”。按章太炎说：“造字之始于仓颉，一见于《世本》，再见于《荀子》，三见于《韩非子》，而《说文·序》推至伏羲画卦者，盖初文之作，不无与卦画有关。”《章太炎全集》第1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49页。
[72] 关于伏羲造字的讨论，参见裘锡圭：《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裘锡圭学术文集》第4卷，第104—106页。裘氏认为，文字之形出自八卦的说法非常荒谬。该见解与章太炎并不矛盾。将汉字缘起坐实于八卦固然荒唐，但与符号挂钩亦有其道理。从伏羲到仓颉，表明汉字定形经历了长久的演变过程。
[73]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265页。
[74] [法]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我们都是食人族》，第120页。
[75] [法]列维-施特劳斯：《猞猁的故事》，庄晨燕、刘存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5页。
[76]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26页。
[77]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70—571页。
[78]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6页。
[79] [法]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神话与意义》，杨德睿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80] [意]维柯：《新科学》，第153页。
[81] [美]莱斯利·A.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82] [意]维柯：《新科学》，第165页。
[83]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0页。
[84] 杨琥编：《夏曾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24页。
[85]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6页。
[86]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93页。
[87] 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98页。或断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不取。
[88] 《章太炎全集·书信集》，马勇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
[89]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5页。
[90]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万仕国点校，广陵书社2017年版，第53页。《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
[91] 王振复：《中国巫文化人类学》，第103页。按该书第343页提出，巫、觋、祝三者实则区别不大，其区别“除时代因素，恐多为地域有异使然”。此论是。
[92] 王国维即认为歌舞之兴始于巫，“巫之事神，必用歌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商人好鬼，故伊尹独有巫风之戒。及周公制礼，礼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职，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然其余习犹有存者。”“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93] 《新编汪中集》，田汉云点校，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385页。
[94]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95] [法]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5—26页。
[96] 赵林：《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上册)，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版，第132页，参见第136页。
[97] [意]维柯：《新科学》，第166页。
[98]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26页。
[99]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306页。
[100] 《章太炎全集》第15册，第820页。
[101]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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