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印刷术的发祥地，也是活字印刷的故乡。但在印刷史研究中，有一个遗憾常伴左右，那就是一直未能发现中国早期的活字特别是金属活字实物。现在，随着一批宋元时期的青铜活字回流中国，这一遗憾得到弥补。
2018年春，有文物收藏者从日本购回九十七枚原为罗振玉旧藏的古代铜活字，并邀请国内版本学、金属学、钱币学、印刷史等学科的学者进行鉴定研究。3月8日，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谢冬荣、赵前，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周卫荣、杨君，中国人民大学的宋平生，故宫博物馆的翁连溪，北京大学的辛德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韩琦，北京印刷学院的施继龙，金融时报社的艾俊川等十一位学者，在北京召开“中国早期青铜活字重大发现学术论证会”，就各自先期研究成果进行交流。与会学者初步认定，这批活字是中国古代青铜活字，制作年代在宋元时期，它们被发现，学术意义重大。
九十七枚铜活字
这九十七枚铜活字均有不同程度的锈蚀，按照形状、规格、大小等可分为五种类型。中国钱币博物馆和北京印刷学院的学者们通过手持式X射线能谱仪、超景深视频显微镜等技术手段，对活字的金属成分和铸造状态进行检测分析，确定这些活字均由铜铅锡三元合金翻砂铸造而成，与相似锈蚀状态的中古时期铜钱的合金配比相似，铸造方法相同。
中国古代铸钱所用铜合金，分前期的青铜和后期的黄铜两个阶段，二者之间的界限在明代嘉靖朝：嘉靖以前的铸铜基本都用铜铅锡合金青铜，从嘉靖开始使用以锌矿石或单质锌为主要配料冶炼的铜锌合金黄铜。明代采用黄铜铸钱后，大量铸铜行业也逐渐用黄铜代替青铜，铜活字也应不例外。因而学者们大致推定，这批青铜活字铸造的下限应在明朝中期。
从存世状态看，这些青铜活字是出土的，其锈蚀矿化程度为判断埋藏年代提供了更多依据。活字基本都是灰绿色外观，表面有层皮壳，铜活字角部和边缘破损处表层脱落，露出鲜艳的灰绿色氧化肌体，脱落层是深度矿化层，剥落的表层下，还有不均匀的矿化层，再里层才是青铜合金本体。这种如同“年轮”的状态，是青铜活字锈蚀氧化历程的产物。比照存世青铜实物特别是古代青铜钱币，对了解这些青铜活字的坑口和锈蚀年份有借鉴意义。从坑口看，中国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较容易出土这类灰绿色、半干半湿坑的青铜钱币；从年份看，明代前期的“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是最晚的具有这种特点的青铜铸币。学者们据此推测，这些青铜活字的入土时间大致在明代以前，它们应是宋元时期的活字。
版本学者对活字字体风格的观察研究，呼应了从金属学和钱币学角度提出的论断。他们指出，这些铜活字印出的字，字体与宋元时代的浙刻本相似，因而其铸造时代应在宋元之间。
铜活字字体与宋元时代的浙刻本相似
更多学者指出，虽然尚未发现宋元时代的铜活字印书，也未发现明确的记载，但从社会和技术背景看，当时使用铜活字印刷的条件已经成熟。早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就发明胶泥活字；宋元古籍中也有对木活字、锡活字印刷的记载；上世纪出土了多种西夏文的活字印刷品，有的时代相当于南宋，说明活字印刷此时已普遍应用；明代流传下来很多用“活字铜版”印刷的书，文献中也数见铜活字印刷记载，虽然学术界对“活字铜版”究竟是铜活字还是锡活字尚有不同意见，但对明代金属活字印刷发达并无异议。明代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成熟，应该有更早的源头。从青铜铸造方面看，到宋代我国已有上千年的铸币史，并已采用翻砂铸造，铜钱也是铸有文字的小器物，与铜活字的铸造方法完全相同，铸钱为铸字做好了技术准备。因此，宋元时期使用青铜活字印刷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为何后来很长时间内未见采用铜活字印刷，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油墨等技术难题未能解决，铜活字使用效果不佳而被弃用。目前鉴定的这批青铜活字可能是试验品。
在古代汉字文化圈，除中国外，朝鲜和日本也使用过铜活字，尤以朝鲜使用时间久、印制书籍多。学者们将这些铜活字与朝鲜、日本现存各类铜活字及印刷品进行仔细对比，指出它们并非现在已知的朝鲜和日本古代铜活字，而且多数活字与朝鲜古活字的形制不同，反映出不同的设计思想和工艺要求，特别是其中五枚字身带有穿孔的铜活字，恰与中、朝古籍中记载的中国古代金属活字形制相同。
带有穿孔的铜活字
元人王桢在他的《农书》中附记当时活字印刷情况时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说明在1300年之前，中国的金属活字已经具有穿孔，在排印时用铁条将一列活字穿起，防止它们左右移动。朝鲜学者李圭景（1788-1856）在《铸字印书辨证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二十四）一文中对比中国和朝鲜的铸字印刷技术时说：“中原活字，以武英殿聚珍字为最，字背不凹而平，钻孔贯穿，故字行间架，如出一线，少不横斜矣。我国字式，则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又凹字底，不钻不贯，故字行龃龉。”现存朝鲜古活字均“不钻不贯”，益证带有穿孔是中国活字独有特征。这五枚活字，可以确定是中国古代铜活字。
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开具的“假预证”
与铜活字一起保存的，还有一件“假预证”，即临时保管证，由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前身）于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开具，寄给居住在栃木县的和贺暲次郎。这份文书说“清国大学士”罗振玉拿来商龟骨文片六十八片、宋铜铸字九十七个，申请由博物馆收购，现暂时保存。学者们鉴定了“假预证”的真实性，查考了罗振玉旅居日本的情况，指出“假预证”的纸墨、信封为百年前旧物，文字为当年体式，内容符合罗振玉行迹及他因经济压力而在日本售卖各类文物的实情；和贺暲次郎确有其人；帝室博物馆最终未收购这批甲骨与活字，致其流落民间。这批青铜活字原由罗振玉收藏并携至日本是可信的。罗振玉是高水平的文物收藏和鉴定家，他关于这批活字是“宋铜铸字”的鉴定意见值得重视。
不同领域的研究结论指向共同的年代和地域——宋元时期的中国。这让参加“中国早期青铜活字重大发现学术论证会”的学者一致认为，这批活字可初步认定为宋元时期的青铜活字。他们并认为，这是中国早期铜活字首次被发现，具有重大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填补了印刷史研究中的空白。围绕这些青铜活字的深入研究，应该尽快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