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兰：小说主人公孙国帮的原型是你外公？《银鱼来》就像古丝绸复原，你把一百多年前黔西南山民的“存在”如凿金刻缕般复原了。你给你认定的这个历史坐标点取名：四牙坝。小说开篇银鱼出场，四牙坝的大嘴巴洞出产银鱼，“每到农历四月，孙国帮就用这条扁担将四牙坝的银鱼挑到贵阳去。这个艰苦的营生叫‘挑贵阳老担’，因为路途艰险而迢遥，来去要穿烂六双草鞋，吃掉二十斤糍粑和五斤干豆豉。”
由这条艰险迢遥的担银鱼路途，孙国帮他们会在历史的河流中宿命地遇见：土匪、民国军人、伪政府保安队、红军……
针脚细密，活灵活现，“钩沉”在时空中被你灵活取放，如此老练的写作笔法如有神助，谁对你讲述了这些？你的田野调查作业是怎样进行的？
冉正万
孙国帮的原型是我外公和祖父。他们的共同点是脾气暴躁又悲天悯人。他们在一九五一年相继去世，我没见过他们，但听过他们很多故事。在黔北崇山峻岭中，乡村自给自足，但重庆这样的大码头对它们的影响无处不在。我没有专门做过田野调查，从小生活在农村，第一份工作又是地质调查及找矿，主要工作区域是黔北和黔西北。无意中获得的素材比有目的寻找得到的材料更丰富更鲜活，写起来更自如。
忽兰：《银鱼来》里的人物关系表现，你使用的是白描手法，就是平实讲述，不喧哗不设置机关，以正统人情伦理展开故事，是为经典。正如小说家千夫长先生曾说：文学的浅与俗，主要表现在写作者大多停留在遣词造句和讲故事上，而且用尽了有限的想象力和聪明机灵，功夫都下在了人搞人的鸡零狗碎上，对人的命运之造化，罪愆之根源认识不到，触及不深……
四牙坝主线人物是孙国帮和范若昌。孙国帮是苦力者，范若昌是大户人，但他们有共同的老祖婆，以兄弟相称——“四牙坝主要是范、孙两姓。三百多年前，四牙坝莽莽苍苍，豺狼出没，草木循四时而生，鸟雀为春光而鸣，是一片人迹罕至的世外仙境。离四牙坝四十余里的香溪镇，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驿站。统治这一方水土的是播州杨氏土司……”
人心主导民风，形成地域文化特点，为我们讲述一下黔北你的家乡和那里的人们。
冉正万
巴蜀文化向南辐射，湘楚文化向西推演，它们在黔北高原相遇，形成了兼儒释道和巫颂，极具神秘感的文化。以道注风骨，以释去彷徨。山脉沟壑纵横，不适合耕种。温湿气侯和海拔却又特别适合植物生长。无法坐享其成，只有勉强活着。瑰宝陆离，多附鬼气。性格保守，重神厚巫。站在山沟里，茫然不知所在何处。站在任何一个山顶，都会发现山外有山，豪情满怀却又自知渺小。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是半山坡和山湾。
忽兰：写作的要诀之一是抓住人物主要特征。在孙国帮这里，你复原了他的扁担、鱼篓、肾蕨刀、草鞋、个性、人格……你说过童年少年的乡村生活和青年时代地质勘查工作都带给了你深入生活的充分性。同时作家要有细腻聪慧的心，敏锐的眼，丰富的想象力，超然的逻辑思维，如此才能在小说文本这巨大的织机上复原“古丝绸”。打开《银鱼来》，背着银鱼疾走狂奔的孙国帮鲜活在眼前、晴耕雨读老乡绅范若昌在动荡年代暂且偏安一隅的身姿栩栩如生，我不由得感慨，这真是一部好电影。如果《银鱼来》一定得有一句话的概括，那就是：黔西南红军的发端，孙国帮是见证者。谈一下小说和电影的关系吧，举一些你喜爱的电影的例子。
冉正万
虽然小说可以改编成电影，但它们表达的方式并不相同。前者以文字形成立体甚至超时空的体验，后者却以画面诠释生活。精彩的句子可以让电影深邃、诗性。好电影可以反过来教作家如何讲故事。好电影非常多。我们在鲁院学习时，我一个人在房间看《天堂影院》，看得泪流满面。大多数情况下，我喜欢一个人看，比如《老男孩》、《收信人地址不详》、《辩护人》。当然，好莱坞那种大片还是要在电影院看才能体会到音效的特别。最近几年印象最深的是《权力的游戏》，连续剧，但每集都拍得像电影。
忽兰：四牙坝本是逃避追*的世外桃源之地，四个幸存者的结盟地，敲下四颗牙齿。三百年后抗日战争和内战的18年，四牙坝并不安宁，甚至被充分卷进去，善人和恶人，义人和贪婪的人，勇敢者和苟且者，正万，他们都在你的笔下，被你给了性命。浩如烟海的历史，你是如何披开繁枝走入，厘清它们，懂得它们。真正的大作家会承担起历史的重述，而且逼真，能做到这些不仅仅是你的禀赋，也是你的勤奋刻苦。说一说写《银鱼来》的契机和往事吧。
冉正万
写这部长篇首先是和地质生活有关。当时刚工作，在一个叫仙人岩的地方勘查铝土矿。贵州是喀斯特地貌最丰富的地方，一个哥们说住地下面有个溶洞他进去过，他是搞水文地质地，溶洞调查是其中之一。他说里面有透明鱼，很小，不能拿出来，拿出来会很快死去。几年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涌水量非常大的山洞里也有这种鱼，当地小孩说捉到过。我却一次也没见过，越是没见过，越是觉得神秘，加上老家有一个山洞，像嘴巴也像眼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我开始构思，做卡片。把历史中的一些情节放进小说，是为了让它落进某个时间段，不至于悬空。世界是无常的，特殊的地形地貌似可保护人，这潜意识里的是小国寡民，也是来自童年喜欢躲角落求安的心理。角落之外，*伐、欺骗、依刀剑而生存，拳头硬才是大哥。却又讲义气、死生契阔、以诚待人。
忽兰：曾经四牙坝的孙国帮他们，一年一次靠着银鱼的到来徒步背到贵阳变卖成钱财，维持下一年的生活。三百年过去了，一百年也过去了，孙国帮还活着，但是银鱼已经不来了，没有了。正万，这一百年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是全面击破的。《银鱼来》书写的是孙国帮的一生，也是银鱼的消亡史。有多少美好的存在在每一分秒里永逝了，而我们浑然不知、无视。《银鱼来》是悲情的，红军小战士被扔在深坑里用大石头砸死这个画面尤其令人心痛。生命来不及感慨它的珍贵和高贵，如果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生态的巨变也是动荡，《银鱼来》是在写惜生吧。当年汤显祖流放到徐闻任职，教化好勇斗狠百姓要惜生。你对佛学颇有研究，关于生命二字，您能说点什么吗？
冉正万
生命的神奇无以伦比，我深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一个过程的结束。我没有任何根据，但我相信佛对生命的解释。人比其他动物所蕴含的信息能量大得多，但再小的动物也有生命本身的信息，因此*生不仅仅是对肉身的毁灭，还是对生命伟大的轻视。自然死亡和被他者夺去生命而死完全不同，美好和恐惧都会保存在无垢识里，会像种子一样生出不同的花朵。没有一种生物不惜命，何况于人。人和圆白菜的基因相似度50%，和斑马鱼87%，和猴子90%，和大猩猩有98.8%相似。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生命如此奇特。我吃饭时不喜欢随便丢弃，不是因为节俭，而是生命的神奇。种一棵南瓜，不时看望它，经管它，结出的南瓜与菜市买来的完全不同。成虫蜉蝣不取食，生命最短的只有几个小时，长也不过几天，朝生暮死。但水生稚虫要经历十到五十次脱皮才能成为长翅膀的蜉蝣，这个过程最长需要一年。它们蕴含的生命信息，并不是人所能了解。我觉得我曾经当过蜉蝣当过蚊子当过猪狗当过牛羊，因为它们一些显著的特点在我身上都有表现。
忽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曾高度评价《银鱼来》：“打眼看去，百年史、乡村民间、宗族之争这三大常规要素仍然顽固，再去细读，这部长篇分明显出了并不那么安分守成的突破性价值——有所敬畏，有所珍重。《银鱼来》沉实，鲜润，节奏不疾不徐，内里波翻浪卷。”
雷达先生也肯定和赞扬了《银鱼来》的文学语言之完美。正万，我也曾责编过你的中篇小说《水电报》。相较《银鱼来》的语言，其他作品的语言都有所不同。但《银鱼来》这无缝天衣般的语言最是令我偏爱。当年胡冬林先生的《拍溅》，我曾问过他，写《拍溅》的时候是否心情大好，情感充实。他赞我很聪明，他说确实如此。那么你写《银鱼来》的时候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和阅读状态。
冉正万
当时远没现在空闲时间多，每天在单位看稿，晚饭后才能写作。写多长，什么时候完成没想过，慢慢写，不急。用了四年才写完。中间还写过别的小说。我不是才情飞扬的人，每天写五百字就很满足，写多了写快了会担心粗制滥造（实际上粗制滥造了那么多）。我读的书比较杂，县志，食料史，植物志，人文史，不过最多的还是文学作品。曾把《世界文学》创刊以来能买到的杂志买来读了一遍。很多功成名就的大师告诫我们要用减法。我不行，我写作只能加法。先有一个有趣的情节或细节，放在那儿慢慢加，加到加不动为止。我想，就怎么写而言，加法减法都没问题，但做人确实要做减法，要像减肥一样坚决减去赘肉。
忽兰：人心如果没有信仰和信赖，就容易脆弱。四牙坝的人们用民风民俗也有迷信，来坚固自己的内心、维持凡事的判断。人在做天在看，这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尤其是在特殊的年代，善良知理的人每行一步都要摸着良心，否则就走向邪途。你是一个非常善于懂得和书写民风民俗的人，也就是说你“很民间”，很原汁原味。古朴的未免迟滞沉重，甚至老派，当然《银鱼来》的表现力却是极好的。但是中短篇小说如何用先锋笔法消解去题材的压抑，您有什么经验传送给大家吗？
冉正万
我觉得先锋的本质是努力接近真实。对于民俗、民间传说，我没有把它们当成风俗文化，而是当成他们的生活。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我最近小说中的屋檐童子。我兄弟就很当回事，柱子上取什么东西，猪牛下崽，他都要告诉屋檐童子，以免得罪祂。屋檐童子是我们的家神，活动范围在屋檐以内，非常胆小，报复心强。祂上旬在屋顶，中旬在柱子或墙壁上，下旬在地上。所以上旬不能捡瓦，中旬不能钉钉子，下旬不能动地。实在要动，比如从柱子上取个什么东西，得提前知会，以免惊动。惊动了祂猪牛有可能流产，人有可能生病。家里有孕妇，更是要格外小心。祂是我们的家神，祂如何保佑我们，却没人能说出来。
忽兰：中国台湾学者曾仕强善用易经和道德经的智慧解答普通人的疑惑和烦恼。易经是变化中的规律，道德经是变化中的守恒。《银鱼来》是时代剧变，人的良心则是守恒。正万，当一位小说家的故事语言悟道三者贯通，这样的文本才耐品，我想这就是《银鱼来》的魅力所在。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给我们上个小课吧。
冉正万
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古典文学最弱，年少时环境差，没读到。及长读过一些，但记性差，没记住多少。这是此生最大的缺憾。悟道更是让我脸红，至今还迷在红尘里，没能悟透。一直在努力，今后会更加努力。
忽兰：古老的犹太人有箴言，不可计算人的恶。清代有评论家说《红楼梦》的好在于无一字一句不堪。当下有作家为迎合读者猎奇心理之需，写下人性之恶不堪之书，假如《金瓶梅》的存在即合理，我们如何给予后人判断文学高下之心。
冉正万
冉正万：佛家也有“善护口业，不讥他过”语。我觉得这必须得看起心动念的目的是什么。像指出自己孩子、亲人那样指出别人的过犯不但没问题，还非常有必要（能做到者有几？）。说出来是为了去恶，是大善，反之是伪是大恶。说到写作，在下以为，写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写。最初的动因是善念还是恶念。善恶不能以我见去甄别，得让生活本身去检验。正像作品是好是坏不能由自己说了算，得放进文学史，由文学史说了算。
忽兰：上世纪八十年代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孩子，考取了非常难考的带干部指标的中专，学习地质专业。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地质生活吧。后来怎样开始了文学创作，并最终彻底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冉正万
品学兼优远远够不上啊。当时并不知道地质是什么的干活，只因这它是第一批录取，以为考别的中专不容易，于是志愿全部填地质学校（当时先填志愿后高考），这让招生老师误以为我对地质工作情有独钟。农村子弟尤其是偏远山沟里的农村孩子，能脱下“农皮”就行，至于从事什么工作，没想那么多。不过，在地质队工作后，觉得还不错，很适合自己，确实苦，但在野外行走乐趣颇多。我们走的地方大多没有路，有一次沿着峡谷里的小溪走，有时走水里，有时走岸上，我和同事嫌一会儿脱鞋一会儿穿鞋麻烦，我们商量好只脱一个人的鞋，你背我我背你，互相交换。第一次他背我，走到溪水中间，我感觉好笑，他也一起笑，两个人同时滚到水里，全身湿透。还有一次走进山沟，饿了，想找个人家讨点吃的。整个山沟里就一户人家，家里一个孤老太，房子非常破烂，只有安床的地方有瓦，其他地方已无片瓦，土灶下雨都不能煮饭。见到我后她先开口，她说，我昨晚就梦见你今天要来。吓得我汗毛直竖。
雨天无法搞工作，没手机没电视，收音机也老是杂音，不如看书。边看边悄悄写，几年后，我把中篇寄给李敬泽先生，他回信说了两句话：这小说我喜欢，发第四期。1999年，我在《人民文学》第4期发了个头条。《小说月报》还转了这个小说，可惜现在连样刊也找不到了。
忽兰：你是《花城》的资深老作者，你也曾是东莞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之前的近二十年时间，你和广东保持着一种熟知的联系。粤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呢？大湾区在你的眼中是一个怎样的区？
冉正万
《花城》一直是我向往并敬重的名刊，写作之初就暗自发誓一定要上《花城》，到真能在上面发作品，十多年过去了，可见我有多笨。现在长篇、中篇、短篇都发过，感恩之心从未忘记。
贵州与广东相距不算太远，高铁通过车后，往来很方便。湾区是繁华之地，每次去，都有乡下人进城的胆怯和迷糊，无法把握。
忽兰：现在是栏目统一设置问题，您最喜欢的一个物件，描述一下它。
冉正万
有一个树根。一个朋友在潘家园买的，有次一起吃饭，见我爱不释手，于是转送给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树根，在我手里已有十多年，看书时拿在手里，能让我专心看书。我没想过它像什么，或者给他它取个名字。有时用它顶顶腰，揉太阳穴，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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