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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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传位康熙，以三名两黄旗大臣和一名正白旗大臣辅政，改变了原由宗室亲王摄政的体制。
玄烨能成为皇帝，除了有大臣的支持和顺治的同意，孝庄的力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孝庄甘心做辅政的太皇太后，而四辅臣也有辅理之责。孝庄作为康熙的监护人和领路人，掌握着清朝大政方针的决定权，牵制着把持票拟与批红大权的四辅臣，却一直站在幕后，甚至拒绝了顺治十八年三月江南桐城生员周南奏请孝庄垂帘的建议。
孝庄没有垂帘之举，但有听政之实，但她对少年天子始终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尤其在首辅索尼死后的辅政后期，出现了鳌拜独专权柄，孝庄政治思想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及时为曾经打压的顺治“视满汉如一体”（《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五，康熙七年五月庚戌）的亲汉政策及时修正，对康熙恢复顺治政治路线、提前终止辅政体制，给予了有力且有效的支持。
康熙真正亲政，孝庄主动放权，作为最高顾问，为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出谋划策。
孝庄太皇太后教育康熙的方式，较之于对待顺治的保守，可谓一个大颠覆。
康熙帝读书像
顺治帝亲政后，继续多尔衮的方政大略，在首重满洲的前提下，十分重视内三院，经常前往与大学士们讨论历代兴衰利弊和治国之道，使之发挥其内阁辅政的作用。顺治十五年，顺治帝正式改内院为内阁，并设立翰林院，提高汉族官员地位，实则笼络他们作为加强和集中皇权的斗争的新力量。
同时，顺治帝拉拢上三旗之正白旗大臣，如苏克萨哈，命其担任领侍卫大臣，并立正白旗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且有意将董鄂妃生子立储，视作“朕第一子”与“帝生第一子之喜”（《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顺治十四年十月），并下诏大赦天下。他之所以这样做，实质是与以孝庄为首的满洲贵族保守派的权力之争。
孝庄对汉文化格格不入，“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显宗七年九月改修实录），在所谓顺治遗诏中，严厉地谴责大行皇帝的第一款大罪“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背叛了太祖太宗的法度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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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至康熙朝，掌握着清朝大政方针决定权的孝庄，积极引导康熙爱读经史，做好天下之主。康熙帝对孝庄说：“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圣祖仁皇帝圣训》）
在四辅臣权力扩张，尤其是鳌拜力图独专权柄，将康熙视为傀儡皇帝时，原来在顺康之际同四辅臣站在同一战壕的孝庄，毅然支持康熙在尚未全面接掌皇权的亲政初期，改变辅臣重武轻文的做法，在“孝陵神功圣德碑”上大力褒扬顺治帝“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重轻”（《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五，康熙七年五月庚戌）的改制努力，间接指责四辅臣独崇满洲、贬抑汉臣等做法，并与康熙周密策划，清除鳌拜集团。
孝庄抚养康熙，在民族思想和政治见解上有了质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康熙帝探索皇权高度集中和强化的过程中，坚持首崇满洲的同时崇儒重道，尽最大可能地团结了满洲亲贵和汉族士大夫，终于在孝庄生前实现了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
康熙八岁丧父，九岁丧母，却深得祖母孝庄宠爱和扶持。
《孝庄秘史》中的孝庄与康熙帝
康熙帝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差不多此时乃父顺治帝正为情迷尚未正式入宫的董鄂妃折腾。不久，董鄂妃入宫，被册为贤妃，独宠宫闱，孕育龙种，顺治帝的心里只有董鄂妃，无暇顾及佟氏妃及其所生的皇三子玄烨。从董鄂妃生皇四子，顺治帝称“朕第一子”的情形来看，他似乎没有把后来史书中写道孕生异象的玄烨当做儿子。
按清制，作为汉军庶妃的佟氏，是不能亲自抚育亲生子的。孝庄太后在来自蒙古科尔沁娘家的顺治废后以及后来入宫的孝康皇后、淑惠妃姐妹皆无生育的情势下，果断相中佟氏妃所生的玄烨，亲自抚养宫中，并命近身侍女苏麻喇姑做他的启蒙老师，教导满洲文化。
《圣祖御制文二集》卷四十《庭训》中专有记载，康熙帝后来回忆：“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孝庄不但对玄烨疼爱有加，而且严厉管教，寄予了殷切厚望。
祖孙情深，由来有自，也源远流长。
康熙八年正月十四日，康熙给工部特发上谕，称孝庄太皇太后有懿旨：“皇帝现居清宁宫，即保和殿。以殿为宫，于心不安。可将乾清宫、交泰殿修理，皇帝移居彼处。”（《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康熙八年正月戊申）他在几天后尊奉懿旨移居武英殿，责成工部修缮乾清宫，使之“朴质坚固，以仰副太皇太后慈爱朕躬至意！”
祖孙情深，已然成了日常政治。
而在大政方略上，孝庄全力支持着少年天子，使之成为千古一帝。在皇权与辅权、康熙与鳌拜矛盾白热化时，孝庄毅然支持康熙收回皇权，对自己曾经的政治盟友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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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熙拿下鳌拜后，迅速议定罪状、手书票签后，对鳌拜一干人等宣布决定，康熙又否决和硕康亲王杰书等议政王大臣对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庚申）的奏请，重新宣布：鳌拜理应处死，但其效力年久，虽然结党行恶，也可以网开一面，改为拘禁。
此外，对于畏势阿附的遏必隆等，康熙宣布他并无结党之事，免其重罪。
但是，康熙在此案中，却批示将鳌拜之弟穆里玛、塞本得，从子讷莫，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济世，侍郎泰璧图，学士吴格塞皆诛死。《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称塞本得等七人（不含济世、吴格塞）被“即行处斩”，而“班布尔善，著革职，即行处绞”。班布尔善所受惩罚最为残忍，但他本为宗室成员、康熙堂伯，却死得最惨。这样的处置办法，同样如同执拿鳌拜一般，震惊朝野。
这，是否是康熙帝与孝庄的共同议定？史料未载，不便乱猜。但有一点，康熙应该考虑了与孝庄曾经的盟友情感。
《康熙王朝》孝庄与鳌拜剧照
康熙宣布对鳌拜等人处理决定的一大早，专门去“太皇太后宫，问安”（《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庚申）。
祖孙二人，除了寒暄，少不了交换意见。
对于孝庄的支持，康熙帝是有着强烈的感恩之情，“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朝鲜才知孝庄逝世，认为秘不发丧，而《清史稿·圣祖本纪》对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病重，记载圣祖“亲制祝文，步行祷于天坛”。
《康熙起居注》记载得更感人，称圣祖“亲制祭文，词意恳篇，字字皆天性至情，极其真切”，祷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