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定窑盘子》中有“哆口铜平锁，圆形月就模”32的细致描述。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的另一件有打磨和镶铜釦痕迹的汝窑纸搥瓶(图二)，瓶底刻“绿铜试看守口器，书座堪思防意成。33”以及乾隆皇帝为一件被他误判为钧瓷的青釉瓷器题:“细铜箝口具深意，饕餮寓戒恣贪欲。34” (图五)两句均以器物口沿釦边为喻，赋予其自控内敛的意味。在皇帝思古的过程中，釦边仿佛得到拟喻升华，变化为美德的象征。拥有十足的尚古情结的他，已将镶釦即为高古瓷器自身的一部分。
4.胶粘
采用粘结剂将已损陶瓷器的残片粘接归位，是陶瓷修补中最常见的方式。其特点为易操作，工期短，最快当天就能完成。乾隆时期的清宫档案中有大量有关粘结瓷器的记载，乾隆本人对瓷器粘接的牢度、粘后的外观效果也有严格的要求:“乾隆十三年五十五日，催总六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哥窑三足炉一件，随玉顶、木座、盖。传旨:着送上京去往细致里结实粘补，如若再不好，断不轻恕，钦此。35”“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来说，太监如意交哥窑双耳炉一件，随玉顶、刻字填金、紫檀木盖座、炉耳磕破一处、寿安宫撤下。传旨:着发往苏州交舒文将炉耳磕处粘好送来，不要显露粘缝，钦此。36”
瓷器的粘接方法根据修补需求不同可谓丰富多样，约成书于明初的《墨娥小录》记述一种粘官窑瓷器的方法:“鸡子清匀掺石灰，捉清另放。以青竹烧取竹沥，将鸡子清与竹沥对停，熬和成膏，粘官瓷破处，用绳缚紧，放汤内煮一二沸，置阴处。三五日，去绳索，其牢固异常，且无损痕。37”清张习孔撰《云谷卧余》提到:“定窑器皿有破损者，可用褚树汁浓涂破处，扎缚十分紧，俟阴干，永不解。38”
有关宫廷瓷器粘接的文献虽然数量多，但很少涉及对于粘接工艺、过程和所用材料等具体记述。而且根据当时有机粘结剂的普遍性能，历经二百余年早已老化脱落，很难通过实物进行比照还原。不过，《活计档》中一条珍贵的记录，即造办处在修补一件哥窑瓶时使用了“紫胶”作为粘结剂:“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哥窑胆瓶一件，底足缺、养心殿、殿二等。传旨:将瓶底足缺处用紫胶补好，钦此。于本月十六日库掌四德将哥窑瓶一件底足收拾好，随座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交养心殿讫。39”
紫胶，即虫胶，是由紫胶虫的分泌物加工形成的昆虫树脂。魏晋时期就有紫胶被用作药材和燃料的记载，虫胶漆片作为具有较强粘附力的胶剂，一直沿用至今。根据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回忆，民国时期虫胶是修补故宫藏器物的主要粘结剂，特别是虫胶漆片效果很好，经过热熔后化为液体后涂抹于断面上，连接加固器物断面，等其冷却即可黏合。
5.蜡补
清宫《陈设档》中标示用“蜡补”过的器物繁多，包括瓷器、玉器、漆器、木器、珐琅器、金银器等门类，其中瓷器有“冬青釉双耳双环瓶，蜡补”40，“康熙款葫芦碗一件，有裂、蜡补”41等条目的记录。乾隆年问的《活计档》中亦有对于瓷器“补蜡”的记述:“乾隆六年六月初三日，司库刘山久、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交，哥窑胆瓶一件，足破。传旨:将破足补蜡，钦此。42”“乾隆十年初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奏事太监王常贵交万窑五彩碗十件，内三件口毛、一件补蜡……官窑笔洗一件，口有蜡补。43”“乾隆二十一年十八日员外郎白世秀、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釉洗一件，随漆座。传旨:着补蜡，钦此。44”
明清时期，蜡胶是被广泛应用于器物粘接加固的胶粘剂。用蜡胶粘接或混入颜料配补破损器物的方法同样在宫廷十分常见。蜡胶熔点较低，可遇热塑形，冷却后固化，方便操作且易于拆除。但是其耐久性较差，随时问和环境变化容易老化，需要重新修补。明宋诩撰《宋氏燕闲部》记载:“粘窑器璺处，补石药粘之，又以白蜡溶化和定粉加减颜色饰之。45”《清代匠作则例》卷六中提到:“蜡镶嵌每块用黄蜡三分、松香一分五厘、香油一分五厘、黑炭四钱二分。46”近年有研究者对故宫博物院传世文物上残留的蜡胶进行检测表明，清宫所用粘接和补配的传统粘蜡胶的主要成分为松香和蜂蜡，最优的粘蜡胶配比为松香:蜂蜡=1.5:147。
6.金补
陶瓷补金，日本称作“金缮”，是将金粉与漆调和后对陶瓷断裂、缺失处进行补配，或在漆修补的基础上再在陶瓷破损处撒、贴金粉金箔的修补工艺。
在文献中难寻清宫瓷器补金的记载，但是根据实物可以发现乾隆时期采用了这种方式对较为名贵的瓷器进行修缮的例子。根据余佩瑾女士的考证，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成书于乾隆年问的传世陶瓷图册《燔功彰色》中，“宋汝窑舟形笔洗(乙)”一册所示的汝瓷口沿上绘有补金的痕迹，正与英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汝窑椭圆洗相吻合(图六)48。这一方面说明在乾隆时期或之前补金修瓷工艺就再清宫中应用，另一方面证明了此修补有很强的耐久性，可至今不脱落。补金痕迹还出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世汝窑天青釉洗上(图七)，其口部由多处缺损。就实物来看，补金工艺一般使用在贵重的瓷器上，以彰显其珍贵性。
图七 北宋汝窑青釉圆洗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十六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太监胡世杰来说，总管刘沧州交均釉飞脊花觚一件。传旨:着用漆补好，钦此。49”这说明乾隆时期的确有漆补瓷器的证据。不过以上汝窑瓷器的金补是否与现当代的金缮工艺一致采用漆为填充物，还有待科技检测以证实。
7.锔补
瓷器锔补是一项古老的修补加固技艺，至明清发展该工艺普及和鼎盛时期。锔补工序主要由钻孔和锔钉组成，先用钻具在瓷器断裂的两边打孔，将器物粘接固定后，再将金属钉的两头分别敲入两边的钻孔内，以箍住器物。经过锔补的瓷器十分坚固，缝隙不会透水，可以继续使用(图九)。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见闻札记》中说:“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破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焊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50”清初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殷弘诸在景德镇目睹瓷器锔补过程后，于信中写道:“使用金刚钻将破碎的瓷片予以接合，在中国甚至成为一种职业，有专门从事瓷片修理复原的工匠。他们使用金刚钻就像是使用针般，於瓷器上钻几个小孔，再于小孔穿入极细的铜丝予以缝合。这样一来，瓷器就能照常使用，並且几乎看不出破裂的痕迹。51”
锔补瓷器在清代是十分普遍的生活手艺行当，然而从文献来看，乾隆时期清宫却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修补瓷器，仅在修补当朝生产的实用大器时应用了锔补工艺:“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五日，催长四德、笔帖式富呢呀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厂官釉鱼缸一件，有透璺。传旨:著在缸内钉锯子，钦此。52”这也对应了故宫博物院藏数件破损的大型鱼缸，均由锔钉补起。这些大缸虽是清代晚期的御窑厂产品，但也能反映出这类大器在当时还是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难烧造并运解至京，即使是不计成本的奢华宫廷也不能将损坏的大器随意丢弃，只得锔补起来继续使用。
图八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故宫博物院藏
皇室并非不用锔补来修补较为贵重的瓷器，如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传世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就是用铁锔钉固定的(图八)。然而乾隆皇帝确实不常选择锔补方法对受损的高古瓷器进行修复，对此原因，谢明良先生解释为这是帝王在行“土硎之德”的体现53，不愿以醒目的锔钉来突出瓷器的缺陷，而败坏了“河滨遗范”之德行54。这种推断有一定道理，乾隆皇帝历来以尊崇古风著称，力求不改变古器的原貌。但在高古瓷器上大张旗鼓地篆刻御题诗的行为，是否也是对古瓷整体面貌的损伤而有悖于陶瓷之德呢?不采取锔补这种已经被上层文人普遍认可的方式，应更多是出于清代盛世时期皇室的鉴赏审美和偏好。从众多纹饰繁缛的乾隆时期宫廷工艺品，以及他细腻性格来看，乾隆明显地喜爱精致完美的风格。虽然他很珍视着宋瓷的古色，明确表示“足钉薛暴诚何碍，讵以微瑕弃美琼”55，但是数次在咏高古瓷器的诗中提到“髻垦薛暴”等古陶瓷上的缺陷，说明他对此还是非常在意和相当惋惜的。因此，掩盖其缺陷，使名贵的高古器物符合内心的完美理想，是导致他舍弃锔补而转向补色掩饰、甚至做旧意以达表面和谐统一的原因。
8.随色
乾隆皇帝在选择如何修补陶瓷时，更倾向于掩盖修饰破损瓷器的痕迹，力求达到和谐效果。这种需求也可能同时受宫廷传统的影响，《活计档》中记载雍正三年“圆明园来帖内称总管太监张尺麟交哥窑瓶一件，口上有坏处。传旨:观口上粘处别动，要收拾一色，紫檀木座往细致里收拾，钦此。56”这里的“收拾一色”，便是要求尽量弱化或掩盖器物的缺失或伤痕，通常需要填补或覆盖颜料、漆、胶等混合物。
有趣的是，著名宫廷画师郎世宁也曾参与过瓷器修复工作，而他的任务就是做外观颜色:“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观窑三足炉一件。传旨:着郎世宁按破处找补颜色，钦此。57”特意找宫廷画师为破损瓷器“找补颜色”，说明乾隆皇帝不仅对这件官窑器非常重视，同时也对修复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指定西洋画师而非中国画家来进行随色，也许是考虑到西洋人善于油性材料涂绘，加之外来技术在珐琅彩瓷的研制上取得过成功，相信他们的技法会使效果更具备覆盖力和真实感。
9.复烧
明高濂撰《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介绍一种回炉复烧的修补瓷器方式:“更有一种复烧，取旧官哥磁器，如炉欠足耳，瓶损口棱者，以旧补旧，加以泑药，裹以泥合，入窑一火
烧成，如旧制无异。但补处色浑而本质干燥，不甚精采，得此更胜新烧。58”这种方法至今都在被景德镇的瓷匠们使用时，理想情况下，将复烧的瓷器低温加热以达到釉面半熔融的
状态，釉水即可填平表面的缺陷，烧成后表面如新。
根据景德镇制瓷工人所述，这种复烧方法绝非易事，因为瓷器在窑内锻烧时很可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如果操作不慎、温度控制不好很可能会伤及器物本身，而且重新烧出的瓷器釉面就没有了古瓷的光泽。由此不难理解，即便是深得制瓷之道、对圣上要求尽心竭力的著名的督陶官唐英，也因为没有十足把握复烧成功，而多次回绝了宫廷下达回炉复烧修瓷的命令。乾隆九年七月，唐英在奏折中解释到:“内务府员外郎管理就将关务奴才唐英谨为钦遵谕旨，事乾隆九年六月十九日，养心殿造办处发到缺釉成窑天字盖罐一件，并传奉补好送来，如补不得不必补，仍旧送来，钦此。钦遵。奴才伏查，发到天字盖罐系属成窑，迄今年，以火气销退，若将缺釉之处补色，必须入炉复火，恐炉火攻逼，于旧窑质地不相宜，是以不敢冒昧补釉。谨赍至窑厂仿照原罐肄式、大小造成三对，恭折送京，并奉发原罐一并赍进。59”谨慎的唐英怕烧毁瓷器而放弃回炉补烧，同时还担心乾隆皇帝有所不满，于是照原样仿烧了新的瓷器运京交差。
不过，交予景德镇御窑厂承办的回炉复烧任务也有成功的例子。“乾隆三十四年一月初六日，库掌四德、五德、笔帖式富呢呀口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哥釉四方瓶一件，里外缺釉、係养心殿库贮、三等;均釉大碗一件，底上缺釉、无地方。奉旨:着交九江关监督将瓶碗上缺釉处照样经火补釉得时送来，如其难补不妨经火，即或烧坏，将烧坏原瓶碗并难补原由声明前来，不得照样烧造，钦此。于十一月十一日，库掌四德将九江关送到补釉哥窑方瓶一件，随木座，均釉大碗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60”时赴九江督窑务伊龄阿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奏折中解释了他们最终选择复烧的理由，并表示为此付出了努力与决心的经过:“钦遵行知到关适值奴才巡查在厂，当即传集年久各匠役细心讲究，据称瓶係欧瓷乃土窑茅紫所成，坯薄釉软，经潮致有脱落，若经木火恐有损伤，盌係古瓷均釉，亦恐年久之器复行入窑或致迸裂等情。奴才伏思补釉必须入窑但原像火成似亦无碍，况本不责以必保完全，如能将缺釉之处补足无痕，即成完器。61”
乾隆皇帝对制瓷工艺有一定了解，他深知道复烧难度大，并不苛求结果。“乾隆四十年二月初十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花白地三足朝冠耳鼎炉一件，随紫檀木座、盖嵌玉顶、炉腿两截、保合太和。传旨:交全德家人带往江西，想法将炉腿烧好送来，如不能，照样烧造一件，钦此。”之后他又担心烧造不好，于是很快改变了主意，交给了造办处:“太监胡世杰传旨:坏腿磁鼎炉不必交全德粘烧，着造办处想法往结实里粘好呈览，钦此。于本月十四日造办处谨奏，为奏，闻事本年二月十二日，奉旨，交出磁鼎炉一件，着造办处将腿损伤处想法必往结实里粘好，钦此。62”
还有一类发往景德镇的修补的宫廷瓷器，是因为缺损严重需要重新补烧局部。“乾隆四十年九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交九江磁炉一件，伤损炉腿一个、木座。传旨:着发往九江关交全德将所伤之炉腿补烧齐全送来，钦此。63”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官窑三足炉的其中一条足是后补上去的，经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保护研究中心X射线能谱仪检测，该炉炉身是南宋官窑，而一足为景德镇烧产品64，这表明该炉腿是御窑厂专门为此补配的(图一O)。
10.做旧
“做旧”是针对高古瓷器，在陶瓷修补完成之后对修缮部分进行的仿旧处理。乾隆时期瓷器的做旧方法主要由两种，一是用颜料等混合物进行模仿旧意的上色处理，使局部变脏、变污，如“用黑色做旧意”、“往旧里收什”;另一种是在瓷器镶釦后，对金属边进行打磨或灼烧等处理，使其拥有长期被氧化的仿古的效果，文献中“将瓶底足照铜口旧意一样镶”、“烧古色”、“镶铜烧古口”就是指此。
《活计档》中有一条乾隆八年的记录:“初七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张玉交定窑查(渣)斗一件，足破，上原刻“官”字。传旨:将足破处磨好，做旧，底上仍做一“官”字，钦此。65”重刻“官”字即保留古文物的信息，说明即使器物虽然已损坏至无法复原的地步，但其古代官窑风范不能失去。
而对于那些有釦边的传世瓷器，目前人们仍无法用肉眼判定进行釦边的时问，其原因就是清代皇帝在为指定的高古瓷器做镶边处理时，故意将金属边“烧古色”，刻意仿出“旧意”，做“古口”，也就是对金属边进行了做旧处理，使人们难以辨哪件是清人所为。
有关乾隆皇帝崇尚古风的表现与原因，诸多专家学者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关于乾隆皇帝喜好对器物仿旧或烧古色处理的原因，如上文所述，他已将旧意视为古瓷的特质。也许，乾隆皇帝想通过营造古物以及仿古事物环绕的周边环境，来无限地靠近古人，力求精神上的衔接与一致。
五、破损陶瓷的其他处理方式
尽管通过文献能看到详实的修复记录，同时存世一些拥有修补痕迹的宫廷陶瓷，然而就当时的整体用瓷情况来看，大宗的皇家收藏或使用的陶瓷器是不修补的。仅从乾隆年问《御膳房损坏磁器等样底档》分析，每年御膳房在服务过程中损坏打碎的瓷器就数以千计，损坏严重的瓷器被丢弃处理，较完整的储库备用，并予太监“遵例每人责以五板”象征性地处罚66。这说明对待当朝日用陶瓷器，如若损坏基本上是废弃处理的。
然而清代皇家也确有节俭一面，例如对待缺陷较小的瓷器会继续使用:“奉旨:着将内库有璺、彩水不全瓷器交造办处，令海望将瓶罐等类磁器有应在圆明园陈设者选出，奏明陈设，钦此。67”在有少量瑕疵如裂缝、缺釉、缺彩的器物中挑出品相较好的，继续在内庭使用。
但是更多的破损器物中“有不齐全者归入配棹磁器内”68，即不做囊匣直接入库备用、当做材料使用或者直接变卖。例如，“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库掌四德、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总管王忠交金釉破耳磁鼎炉一件，钦安殿。传旨:着刮金熔化，钦此。69”乾隆选择刮下釉上的金彩，放弃了对这件瓷炉的修补。
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变卖。乾隆七年，景德镇御窑厂奉谕施行了落选品变价销售的制度。清廷内务府也会将部分器物变卖于京城，以补贴银两。造办处的记录还显示，乾隆皇帝会要求造办处将有瑕的陶瓷修补之后再进行变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总管李裕交霁青白龙碟一件，随紫檀木座破;定磁瓶一件，随紫檀木座、口破、含经堂。传旨:将瓶碟破处粘好，俱变价，钦此。于三十九年三月十四日交崇文门领去讫。70”“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郎中五德、员外郎大达色、库掌福海、催长舒兴来说，太监厄鲁里交白地青花磁靶碗一件，损坏、宁寿宫、紫檀木托座。传旨:粘好呈览，钦此。与十二月初二日将白地青花磁靶碗一件粘好，随托座呈览。奉旨，着变价，钦此。71”乾隆皇帝也考虑到，瓷器在修补后再变卖的做法应该更能保证残损器物的顺利出售。
六、小结
乾隆时期清宫陶瓷器的修补技术多样，基础条件来自当时发达的全国制瓷业，以及陶瓷修复手工技艺自身发展成熟。更重要的是，这与皇帝对陶瓷的热衷并直接指示整个修补过程密不可分，要求无论是来自内务府造办处、景德镇御窑厂还是苏州织造局的官员和工匠们都发挥各自的擅长技艺，去尽力去满足皇帝不断变化的高标准。
在皇家丰富庞大的收藏中，皇帝有甄选地保护和修复带有缺陷的器物，体现了他面对不同瓷器的迥异态度。在对待最为珍视的高古陶瓷器时，乾隆皇帝接受在破损边缘打磨镶金属釦，却排斥锔补的方式。不过他还是不愿看到瓷器外观有所变化，于是乐于采取粘补和随色的方式修补，有的再做旧，使之保持与原样一致和谐的外观。这些明显跟随“古意”的做法，与乾隆的审美取向和惜古正身之情结不无联系。然而，他在古瓷上加刻御题诗的做法，来源于作为一位帝王与收藏大家的自信，他以瓷喻世表达帝王情怀，让自己与古物融合、无限接近古人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