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是一座建筑，梁柱就是他的骨架，墙壁就是他的肌肤，双脚留下的足印，犹如建筑的地基，双眼如同窗户，敞开将四面八方尽收眼底。有的人是高楼大厦，有的人是低矮平房，有的人是华美的宫殿，而有的人则是简朴的茅庐。
一座城市，正是由人和建筑组成。人有生老病死，建筑有兴废颓毁，城市也因此历经兴衰。人的命运与建筑的命运，城市的命运生息攸关。而在时代的浪潮中，无论是人、建筑，还是城市，都将接受冲刷淘洗，唯有经历过一切的人，才有资格审视命运给自己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今年的4月20日，是梁思成诞辰120周年，回望过去的两个甲子。梁思成的一生，似乎从一开始就印证了上面的譬喻。作为20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建筑学家，无论是他的学术生涯，还是情感经历，都已久被时代反复洗刷，留到今天的，哪怕只是趣闻轶事，都会被当做屑金碎玉仔细珍藏。
如果梁思成是一座建筑，毫无疑问，他应该是一座让人仰之弥高的汉唐殿堂。但就像每一座殿堂，总要建在合适的城市中，才能向万方敬慕者彰显它的荣光。但当我们考察梁思成的一生时，却发现时代似乎并未给他这座崇高华堂以合适建造的地基。二十世纪初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突如天人交战，战争与革命接踵而至如惊涛拍岸，美好的理想被无情击碎，辗转流离成为生活的常态。但纵然如此，我们也能感受到，即使命运如无根浮萍，他还是从未放弃执着的信念和内心的期望。他所行经驻留的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他打下的地基。
时代越是将他抛向盐碱沙地、泥滩沼泽，就越能彰显出这位出色的建筑大师，如何在他内心的城市中构建起理想的殿堂。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16日专题《思城：梁思成的命运之城》。
撰文 | 李夏恩
刻印：一个北京，两座城市
1920年代的老北京，图片出自孙福熙著《北京乎》，开明书店，1927年版。
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帝都，恢弘壮丽的宫殿屹立在中轴线之上，红墙高耸，金瓦辉煌，满足一个人最雄伟的梦想。而在玉带般的御河岸边，杨柳婀娜依依，远眺青砖灰瓦，翩连阡陌，哼着京腔唱词的老北京人遛着他们笼中千啼百啭的鸟儿。鸽子在空中交换着鸽哨悠长的问候，俯瞰着下方鳞次栉比的店铺，喧嚷的叫卖声声入耳。
这是一座由数百年历史积淀的城市，奇妙而精彩的故事，犹如落英红叶，随着岁月的流动，缓缓流入记忆的池塘，沉淀为这座城市从容内敛而又雄浑豪迈的精神气质。初来乍到者，或许会被它至高无上俯瞰天下的京师气象所震撼，但如果能在这里长久的生活，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便会从蛛网四布的胡同街巷中，伸出它幽深的触角，俘获那些好奇而敏锐的心灵，将他们融入到北京庞大的身躯之中。
对梁思成来说，没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具有吸引力。它既是出发的起点，也是返程的归宿。
1913年，十二岁的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他的父亲梁启超在紫禁城边的南长街买下了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十五年前，在距离这里不过数里的紫禁城中，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处决了与他一起参与变法的八名同志，砍头的菜市口刑场，距离这处四合院也不过数刻之遥。只要往前穿过几条胡同，便能抵达当年他躲避追捕藏匿的日本使馆。
父辈在这座城市中的印记，或许也会以某种特殊的形式传递给自己的子女。1915年，梁思成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清华学校，他的同学称他为“一个又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梁思成是清华学生的小领袖之一。
但奇怪的是，梁思成似乎从未运用过他的政治天赋。父亲对他在国学上的督促和培养，只是被他用作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工具。1924年他赴美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的既非国际政治也非外交，而是建筑系。北京十一年的少年学习生活，一步步地将梁思成推向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这一毕生志业。但20世纪初北京政局的风云变幻，却似乎并未给他的人生留下太多的深刻的印记。
或许一件意外事故可以说明部分原因。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和他的弟弟思永等人从西山清华园来到北京城里，参加国耻纪念日的示威游行。这场游行是为了铭记1915年的5月7日袁世凯政府签署的“二十一条”将山东半岛的权益从德国手中转让给日本这一奇耻大辱。由于这样的游行每年都会举行，而死去的袁世凯早已成为一个万众唾骂的对象，所以整场游行并无太大波澜。但就在临近中午，梁思成和弟弟思永骑着摩托车追赶游行队伍时，一辆疾驰而过的轿车突然撞向他们。思永被抛了出去，梁思成却被压在车下。
坐在车上的人是陆军中将金永炎，在撞完人之后，这两轿车疾驰而过。在次日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描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压在摩托下的梁思成被仆人曹五抱回了家：
“出事后约莫二十多分钟，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的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又说）‘千万不可告诉妈妈’。又说：‘姐姐在那里，我怎样能见他？’”
梁思成在车祸后的话，几乎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一儒家孝道观念的现实表达。对一位在清华学校接受八年西方教育的叛逆期少年来说，这种完全传统孝悌之义的表达，多少有些不同寻常。这似乎证明，梁思成在内心底更认同中国传统式的孝悌伦理观念。而西方基于个人主义伦理的政治原则，并未得到他内心更深层的认同。自五四运动以来反抗旧式家庭伦理，打倒父权为口号的历次政治运动，必然与他的内心认同的伦理道德产生极大的冲突——梁思成是一个容纳西方文明的传统士大夫，而不会成为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西式公共知识分子。
这段少年时代的车祸经历，梁思成在成年后却很少主动谈起。但它给梁思成留下了一个终身的痕迹：由于股骨闭合性骨折和医生的处理不当，梁思成的右腿短了一截。不得不在鞋后跟加上一个小垫子才能更好的走路。
梁思成事故受伤后腿上打着石膏拍的照片。在此之前，梁思成是一个相当出色的运动健将。尽管事故造成他终生不得不跛着脚走路，但在未来的田野考察中，他还是努力克服了这一困难。
另一个经常被梁思成的传记作家所忽略的细节是，梁思成、思永兄弟并非这场车祸的唯二受害者。第二天，梁启超经过六部口时，“见一个死尸横陈，就是昨天下午汽车碰坏的人，至今还没殡殓，想起来真惊心动魄”。
比起这位无名遇害者，梁思成兄弟却因为是名门子弟，成为报刊一时竞相刊载的新闻人物。肇事者金永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亲自道歉，而他的上级总统黎元洪，也因为梁思成的母亲找上总统府来，只得“极力替赔一番不是”——北京这座城市，对梁思成和那位无名的受害者来说，并不是同一座城市。
古建：炽烈而浪漫的文化之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