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前后，梁思成在北京总布胡同三号家中。地点位于今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2009年7月被拆除。
北京再度张开双臂拥抱这位擦身而过的游子，这一次，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留在这里。他们买下了北京东城根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梁思成的朋友费慰梅描述了这座优雅清净的小院：
“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而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沿着院子，每一溜墙边一排平房罗列，屋顶铺灰瓦。平房与平房间有走廊，方砖墁地，廊顶铺的也是灰瓦。房间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门窗，镶嵌着精致的木格子。格子里糊了或挂着漂白的薄纸，让阳光花花泼洒进来，而外人却看不见里边。院子的北边有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客厅，这个厅比别的房间大些，坐北朝南。梁家把几个窗户宽敞的下层窗框上糊的纸卸下，换成了光溜溜的玻璃，这样视野范围扩大了些。大片玻璃窗将外面的花草风景延进屋里来，临冬时，寒冽冽的北京，又迎来一片温暖的阳光。每一片玻璃窗顶都悬着一卷纸帘，晚上可以放下来，室内室外顿成两个天地。”
尽管北伐战争结束后，首都从北京移到南京，失去了京师地位的北京也改称北平。但作为文化上的故都，北平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安享优渥的生活。梁家雇了六七个佣人来维持这个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尽管林徽因时常用谐趣的口气抱怨自己操持家务的苦恼和支使佣人的烦躁，有时也对梁思成埋首工作的迂讷轻加讥评，但这座小院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女主人的机智和幽默让这里成了北平文人圈里著名的“太太的客厅”。总是缠在梁家的哲学家金岳霖、直率的政治学家张奚若、语出尖锐的法学家钱端升，以发掘殷墟而名著于世的考古学家李济、幽默机智的作家萧乾和腼腆的“乡下人”沈从文，以及知名社会学家陶孟和，都是这座太太客厅的座上宾。当林徽因在聚会上兴奋地讲话时，梁思成会在一旁叼着烟斗点头赞赏。
此时，梁思成也加入了一个足以让他为之投入全部精力奉献牺牲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在政府中历任要职，对中国古代建筑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名字，就取自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撰著的建筑论著《营造法式》——多年前，梁启超也将同一部书送给自己的儿子，勉励他以此为切口，钻研中国古代建筑学。
梁思成手绘宋《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图样要略。
从某种程度上说，营造学社这样纯学术的民间机构，只能诞生在当时的北平：它不能太商业化，也不能缺乏资金的运作；不能与权势靠得太近，但也不能完全没有权势的庇佑。有想象力的退休官员、充裕的资金，以及华北首屈一指的文化之都，这三个重要因素都推动着梁思成可以安心加入营造学社，领取一份优厚的报酬，运用学社丰厚的资源，开始学术研究。他从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入手，步步深入晦涩难解的宋代《营造法式》，对其进行解读。但仅仅是依靠文献逐字逐句的解读，并不能真正了解个中真谛。梁思成也像故宫中的老工匠求助，从这些亲身实践的老匠人口中，获取解答古代建筑学典籍秘密的钥匙。
但作为一位接受过西方建筑学训练的行动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构想并不仅仅局限在文献之上。作为昔日的首都，北平四通八达的交通，为梁思成和林徽因提供了外出考察的便利条件。以北平为中心，他们可以走遍整个华北，去踏访考察那些可能留存于世的唐宋建筑。作为文化都会，图书馆和大学丰富的藏书，也可以为寻访古迹提供必要的线索。蓟县独乐寺、正定隆兴寺、山西应县木塔、赵州桥、赵城广胜寺以及给梁思成和林徽因学术生涯带来狂喜的五台山佛光寺唐代木构建筑，这些重要古迹的考察之旅，无不以北平为中心和起点。
作为文化古都的北平，本身悠久的历史也足够让人着迷。“一年来，我们在内地各处跑了些路，反倒和北平生疏了许多，近郊虽近，在我们心里却像远了一些”，1935年，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平郊建筑杂录》（下）对自己过去一年来忽视了北平郊外的古建而表示自责：
“一年半前所关怀的平郊胜迹，那许多美丽的塔影，城角，小楼，残碣于是全都淡淡的，委曲的在角落里初稿中尽睡着下去。”
他特意像之前平郊考察中被忽视的天宁塔赔罪，自己“因为急于辩证它的建造年代，我们竟不及提到塔之现状，其美丽处，如其隆重的权衡，淳和的色斑，及其他细部上许多意外的美点，不过无论如何天宁塔也绝不会因其建造时代之辈证实，而减损其本身任何的价值”——对这位古建筑学家来说，建筑本身的美感，甚至足以超越它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单纯好奇爱古的心灵，探访古迹路途所见的美景，本身就可以给辛苦的行者以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
1936年，梁思成测绘天宁寺塔。
然而，这一切沐浴在和平阳光下优美的古代建筑，仅仅两年后，就将被浓黑的硝烟夺去优雅的神采。无可改变的现实与执着的信念之间，总是会横亘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任何试图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都难免会在洒尽血汗泪水之后，归于空无，所留下的，唯有那些断石残砖掉落沟底时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叹息。引领读者探索古建之美的导览者梁思成，也不得不拖家带口逃离这片被丑陋的战火肆虐侵蚀的城市。
逃难 轰炸 幸存
1936年，林徽因在山东滋阳县兴隆塔内测绘。
1937年9月5日凌晨6点，梁思成和林徽因匆忙叫醒随眼惺忪的两个孩子，摒挡行李，挈母将雏逃出沦入日军之手的北平，汇入庞大的难民人流之中。两年后，林徽因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这段逃难经历时写道：
“热臭的人丛中，他记起他那时的困顿饥渴和狼狈，旋绕他头上的却是那真实倒如同幻象，幻象又成了真实的狂敌*人的工具，敏捷而近代型的飞机：美丽得像鱼像鸟……这里黯然的一掬笑是必需的，因为同样的另外一个人懂得那原始的骤然唤起纯筋肉反射作用的恐怖。他也正在想那时他在××车站台上露宿，天上有月，左右有人，零落如同被风雨摧落后的落叶，瑟索地蜷伏着。”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购置的房屋，如今成为这家人安全的避难所。多年前，梁思成的四弟曾质问父亲为何作为一个著名的爱国人士，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住下来，还盖了书房和藏书室？梁启超的回答是：“你别把私事和国际事务混为一谈。除了家庭之外，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藏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所以呢，我必须确保那些书随时可以使用。与其把书放在容易被学生纵火烧掉的皇宫里，不如把它们放到附近城里的外国租界区来得安全。”如今战争的爆发，让梁家兄弟不得不佩服父亲生前的先见之明。但天津也已经被日军占领，魔爪随时准备伸向租界。梁思成一家必须抓紧机会在事态恶化之前离开。他们搭乘轮船从租界码头出发，在青岛转乘火车，一路南下，抵达长沙。在那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联合大学已经迁移到那里，并决定在11月1日开学。
战火的蔓延远超人们的想象，开学23天后，日军战机对长沙进行首次轰炸。在这天的空袭中，梁家的房子险些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离大门十六米的地方。当时梁思成、林徽因、林母和两个孩子都在家，“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事后林徽因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心有余悸：“炸弹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和门窗、格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
逃出坍塌的房屋，黑烟滚滚的街道更不安全。日军的轰炸机向下俯冲，巨大的恐惧让梁家人顿时停住了，他们靠拢在一起，“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承受那悲剧。”但炸弹掉在了街道的那头。那里正好有一家饭店正在举行婚礼，新娘当场被炸弹击中，血肉模糊的头颅一直飞到街上。
这是梁思成一家第一次直面战争的血腥恐怖，但恐怖并非打算放过他们，而是紧跟其后，随时准备威胁他们的生命。梁家再度踏上逃亡之路。从湖南长沙，到贵州晃县，再到昆明。这次仓皇颠连的逃难之旅，让梁思成感染了严重的炎症，喉咙扁桃体化脓溃烂，诱发牙周炎，不得不拔掉了满口牙齿。但因为医药匮乏，拔牙时不充足的麻醉剂和术后感染，让梁思成痛苦不堪。为了避免大量服用止痛药引起药物中毒，他只得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用缝补破旧衣物来分散注意力。
梁家本以为这座彩云之南的边徼城市可以全身安定下来。因此，他们欣然接受了清贫的生活，并且再度充满乐观的参与到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的设计建造当中。然而，现实的困境远超梁思成的想象。当他欣喜地将西南联大校舍的设计方案交到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手中时，得到的回复却是经费短缺，方案难以实施，必须更改。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梁思成与林徽因将设计图一再修改，每次修改都是每况愈下：从楼房到平房，从砖墙到土墙。到最后，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外，其他校舍都只能使用茅草覆顶。忍无可忍的梁思成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向他高声质问，但面对匮乏的经费，他只能浑身颤抖着接受这一现实，潸然落泪。
1938年9月28日，轰炸机震耳欲聋的咆哮再度响彻昆明上空，从此拉开了长达五年的昆明大轰炸的序幕。1940年11月，日军的空袭越发频繁，梁家不得不再次迁移。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梁思成写道：
“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个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打断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李庄。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慨叹道：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投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恐惧……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活着，创痕累累的努力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