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梁思成、莫宗江在营造学社绘制图纸。
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的开篇，梁思成批评了“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普遍的摧残”的现象。胼手胝足创造中国古代建筑的无名匠师们，他们的杰作或随时而变，或被后世摧毁改造。但在梁思成看来：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虽然中国的建筑文化，乃是梁思成执着追寻的心头炽爱。但他对人类文明的成果，却同样能表达出一种文化上的共情，如果战争的本质就是毁灭，那么文明的意义便是创造与传承。无论种族、性别、地域，文明的创造是共通的。一如战争总是在毁灭他国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对本国的文明尊重和热爱，推而演之，同样也会去尊重他国的文明。
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在多年后，回忆起1944年夏天的一个细节。梁思成在重庆，每天都在中研院小楼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让他用铅笔绘出符号，标明古城、古镇和古建筑。在这幅地图上，罗哲文认出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尽管从日本飞来的轰炸机对中国的文明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也在过去的数年里，威胁着梁思成一家的生命，但在这些标明日本古建古城的地图前，梁思成的眼中不再仅仅是敌我之别，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
归途：横过历史的洪流
1945年8月10日。那是个热的出奇的夏夜。梁思成正和两位年轻的作家一起在重庆美国大使馆的餐厅用餐。费正清坐在他的身旁。几人闲谈许久，望着长江对岸山上的灯光亮起，梁思成谈起战前他的青年时代，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的轶事。突然之间，他不说话了，其他人也变得紧张和警觉，远远地传来了警报声。
“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了。”
八年的抗争和坚忍，终于在这个晚上获得了胜利的回报。梁思成穿过欢腾的人群，在一位好心美国飞行员的帮助下，搭乘飞机赶到宜宾，又坐船回到了李庄。
苍白、消瘦的林徽因躺在床上，窗外，李庄的街巷已经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她已经五年几乎没有离开家门了，这一天，在梁思成和儿女的陪伴下，她坐在轿子上，来到街头，感受胜利的空气。隐忍多年的苦痛终于能以兴奋的狂欢发泄出来，人们敲打着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物品，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叮当乱响中，无数嘶哑的喉咙反复重复着“胜利了！”的口号，喜极而泣的泪水在脸上恣意横流。
就像所有历经艰险的英雄一样，梁思成和林徽因该回家了。然而经历过炮火与流浪的洗礼，岁月残酷的侵蚀，穷困与疾病无情的榨取，他们的身体，自然会留下这残酷岁月的痕迹，一如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土，而旧日朱颜，又有几分留存的遗痕？战争前，他们踏访华北山川村落，所发现的那些古代建筑，有多少挨过了战火的摧残？毕竟，数代人耗费数十年血汗建造起的殿宇楼阁，只需一炬，便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飞灰，一如一个人再宝贵的生命，一颗子弹就可以轻易终结。
但生命也同样有它坚韧的一面，孤灯寒室的清贫、疾病伤痛的折磨、空袭轰炸的恫吓，种种艰难困苦，如果不能彻底毁灭生命，反而会让它得以淬炼升华，释放出炽热而炫目的生命之光。在战争最艰困的1939年，林徽因在一篇题为《彼此》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个“很寻常地过着国难日子的寻常人”：
“他感到无论如何在这时候，他为这可爱的老国家带着血活着，或流着血或不流着血死去，他都觉到荣耀，异于寻常的，他现在对于生与死都必然感到满足。”
毫无疑问，林徽因笔下的这个“寻常人”，正是她的丈夫梁思成，但同样也是她自己，更是千千万万在战乱困苦中打熬着、忍耐着、期盼着的中国人。他们就像是在这片土地上散落着的古老建筑，经过风霜雪雨、经过兵燹战火，墙体会开裂老化，梁架会衰朽折断，有些会在历史中湮没朽灭，但也有些会一代代翻新、重修。年老与年轻的轮转，新与旧的交替，甚至拆毁与重建，就像人类生命的生生不息。历史，也正是以这种最寻常不过的方式连贯在一起。
“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客观的无疑我们彼此所熟识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所以别忽略了我们现在彼此地点点头。且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
1936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天坛祈年殿屋顶。
撰文 | 李夏恩
编辑 | 宫照华；李阳；王青
校对 | 薛京宁；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