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裂纹瓷笔筒,民国冰裂瓷笔筒

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2-10-29 04:44:01

清康熙 五彩花鸟诗句纹笔筒

2 以档案记载及传世器为标准器

从宫中档案记载中得知,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0-1688年),即臧应选督理景德镇陶务时(世称臧窑),曾奉旨督烧了各种色釉的器物,这一时期代表了此时景德镇御窑场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由此可以推断以下各种单色釉,如天蓝、洒蓝、豆青、孔雀绿、白釉等釉面装饰的笔筒,一般大量出现在这个时期。

康熙二十七年至康熙四十四年(1688-1705年)则是彩瓷的**展时期,无论是浓艳青翠、墨分五色的青花,还是色彩绚丽、绘画精细的五彩,以及线条纤细、呈色鲜艳的釉里红,淡雅宜人、雍容华贵的斗彩,都取得了最佳艺术效果。所以在康熙笔筒上,以青花、五彩、斗彩、釉里红作装饰的器物,应以此时为盛。

康熙四十四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05-1712年),当江西巡抚郎廷极主持景德镇窑事时(世称郎窑),景德镇御窑场烧出了著名的“郎窑红”、“霁红”、“豇豆红”等红釉器,使高温铜红釉再现辉煌。因此红釉笔筒应该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此外,一些仿宣德青花、仿成化斗彩纹饰的笔筒,出现的时期也大致在这个时候,它们共同代表了康熙晚期瓷器制作的水平。

3以考古学上类型学的方法作分期断代

采取考古学上类型学的方法,对某一个时期色调、胎质、造型以及装饰风格相同的器物进行排列组合,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期断代,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方法。笔者试图以此方法,再次对康熙笔筒作出分期判断。

(1)按青花色调变化分期

在康熙笔筒中以青花瓷器数量最多,通过不同时期青花色调的变化,也可以作出判断。康熙青花笔筒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青花——一般指康熙二十年以前的器物。这个时期青花笔筒的色调较灰暗,明显带有明末清初的痕迹。如釉面肥润,釉呈青白色,青花色调迷混不清等。康熙十年以后,笔筒上的青花才逐渐出现青翠艳丽的色调。

中期青花——一般指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的器物。此时青花笔筒因为大量使用上等的珠明料,所以青花呈色青翠亮丽。又由于在绘画技法上借鉴了中国画“分水”、“皴染”等技法,突破了传统的“平涂”技法,所以画面层次鲜明,达到了“墨分五色”的效果。这个时期青花虽然品种繁多,有蓝釉青花、哥釉青花、黄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釉里红和浆胎青花等,但笔筒上主要以白釉青花为主。

晚期青花——一般指康熙四十年以后的器物。此时青花色调由浓艳青翠,逐渐向浅淡灰暗过渡。由于青料及烧造的原因,青花有晕散现象。一些仿永乐、宣德时期绘画风格的青花笔筒多出现在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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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青花《圣主得贤颂》笔筒

(2)按胎釉特征分期

康熙笔筒的胎釉,从总体特征上看可用一个“硬”字概括。不仅胎质坚致、胎釉结合紧密,而且胎体份量较重,均为其它各朝所不具。按其胎釉特征不同,同样可以分成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

早期笔筒的胎体较厚重,制作工艺与顺治时期大致相同。特别是其釉面肥厚,白中闪青,呈现一种青白色。器物口沿处或露胎无釉,或施酱黄釉,还有的口面开有小沟槽[y。底足也偶有“**痕”、“粘砂”和“火石红”等现象。

中晚期笔筒的胎体与前期相比虽略显轻薄,但拿在手中也有沉重感。胎质更加洁白细腻,釉色洁白呈粉白色。

(3)按装饰风格分期

康熙时期笔筒上的纹饰内容非常丰富。有山水人物、写意画鸟、以及各种图案画、戏剧人物(俗称“刀马人”)等。其装饰风格也可依早、中、晚风格变化,分为三期。

早期笔筒的纹饰,与顺治时期风格大体相同,多采用平涂手法。以怪兽、怪石图案居多,多见纹饰与题字相配的画面。

中期笔筒纹饰风格呈现多样化,画风明显受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特别是在一些以耕织图、戏剧人物图,或文学著作中的人物为瓷绘题材的画面上,人物绘画得相当生动。以一件青花笔筒为例,器身即描绘了一幅“虎溪相送”图[2]。画面上山石纵横云雾缭绕,几位高士闲走其间谈古论今。此笔筒由于采用珠明料绘制,不仅人物形象鲜活,而且山石景色浓淡相间,甚至在一笔之中,也能分出不同的笔韵,很象一幅画在纸绢上的水墨画。康熙二十年以后,笔筒上又流行书写诗词辞赋。早在唐宋之时,瓷器上即以文字作装饰,并成为一种习尚。但这些文字仅限于在图案的一角,点缀以简短题句或书干支纪年款。至清代康熙中期,瓷器上书写长篇诗词歌赋的文字装饰非常盛行,特别是在青花、蓝釉或釉里红笔筒上,常能看到清秀规整的馆阁体小楷,或如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例如一件洒蓝釉笔筒(图八),通体以草书临怀素帖。字体流畅,如行云流水,有一气呵成之势,深得怀素草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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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洒蓝“釉怀素帖”笔筒(图8)

在笔筒上整篇抄写的辞赋还有《圣主得贤臣颂》、《兰亭序》、《赤壁赋》、《醉翁亭记》、《出师表》、《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四景读书乐》(图九)、《西湖十景》、《归去来辞》等文章。康熙二十五年以后,在青花笔筒上以整幅文字作装饰之风更为盛行,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五年到康熙三十年,不仅是笔筒,在许多青花器物上,也均有诗文出现,文字在此时成为一种纹饰装饰主体。民国时人邵蛰民即称:“青花绘山水人物笔筒及辞赋笔筒,以康熙一代为最多。画片有通景,有开光书写为赤壁赋、归去来辞、得贤臣颂。”[1]在这些书诗词歌赋的笔筒上,以书写《圣主得贤臣颂》的文章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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