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正发生》剧照。
第二个让埃尔诺感到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受掌控的时刻，是她无法堕胎的那段日子。这段经历不仅让她感受到女性身体所受到的禁锢，还让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被拉回到了那个位于诺曼底的村庄里。因为在法国无法堕胎，所以很多有钱人会选择前往瑞士做堕胎手术。然而，家庭条件不好的埃尔诺并没有足够的钱支持自己去瑞士，因此，阶层所带来的束缚又一次降临在埃尔诺的身上。
“你无法想象当堕胎是非法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没有人帮助你——无论是医生、朋友还是你的家人。他们都看向了另一个方向。那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就像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堵法律的砖墙，它在对我说：‘停在那里，你不要再往前走了’。毕竟，我没有钱去瑞士，就像当时比较富裕的女孩那样。”
最后，埃尔诺只能选择在法国的一条街道上，找私人医生偷偷堕胎。这种诊所的条件全世界都一样，非常差劲，埃尔诺甚至感觉自己距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这段经历让她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女权主义是必要的，这个社会如果想要进步的话，必须要将女性的身体从父权制的禁锢中解救出来。这个主题弥漫在埃尔诺日后的作品里，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自传体小说通常被称为“社会性自传”的原因。
从个人性自传走向社会性自传
虽然在埃尔诺的作品里，父亲与她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埃尔诺似乎一直试图抓紧自己与母亲之间的距离。埃尔诺的作品几乎每一本都有着相对清晰独立的主题，在《一个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中，她回忆了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阶段。对她来说，失去记忆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
“坦率地说，我宁愿现在死也不愿失去我所见所闻的一切。记忆，对我来说，是取之不尽的。”
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如果说埃尔诺的父亲是一个试图从外部将女儿推向高等阶层的角色的话，那么，埃尔诺的母亲就是一个真正从内心给予埃尔诺支持的人。或者可以说，母亲是促进埃尔诺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个人。那是在一次镇子的舞会上，在大家跳完舞之后，一个邻居对埃尔诺的母亲说，刚才和你女儿跳舞的那个男孩子看起来特别好，不过太优秀了（这个男孩的家里在市中心开了个高档咖啡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简直就是奢望。结果埃尔诺的母亲听后非常生气，直接回应说自己的女儿已经高中毕业了，已经获得了所有的文凭，她相信自己的女儿配得上所有人。
《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法]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将出版）。
在一个被农工阶层笼罩的镇子上，一个不断激励着女儿，告诉女儿“你值得”“你配得上这些”的母亲是相当罕见的。这也一直激励着埃尔诺在思想中不断发掘独立真实的自我。
埃尔诺提到过，给自己带来影响最大的是两本并非文学作品的书，一本是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帮助她意识到了女性自我的身体；另一本书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帮助她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各阶层内部的差异。在日益沉淀之后，埃尔诺的作品开始从个人自传走入了更为非个体的社会性自传。在入围了布克奖的作品《悠悠岁月》（Les années）一书中，埃尔诺只使用了“我们”“她”之类的人称（英译本为one/we/she/they），而一次都没有使用“我”。
《悠悠岁月》，[法]安妮·埃尔诺著，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
埃尔诺本人也对这一点给出了解释。“我书中的事件属于每个人，属于历史，属于社会学。”
这就是埃尔诺的小说为什么在欧洲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基本每个欧洲人都经历过埃尔诺书中所描述的年代——无论是上世纪还是本世纪，人们可以在不同作品对应的时代中寻找到自己的回忆，同时能够在埃尔诺的叙述中，看到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抑或身边的事情并非孤立，而是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起更大的共鸣。无论是社会阶层的差异，还是对性侵的回忆，对“黄马甲事件”的支持，以及战后法国与马克龙时期遭遇的困境，都能在埃尔诺的书中找到对应的记述。
埃尔诺本人也不断追逐着自己所向往的自由，可以说，她已经将所有束缚尽可能地甩在了身后。她曾经激烈地抨击过法国文坛，认为法国文学界完全是被一群老男人所控制，在自己成名后，面对龚古尔文学奖发出的当评委的邀请，她也断然拒绝，她不愿意和文学界产生什么过于紧密的联系。还有那位曾经让她父亲非常满意的女婿，在埃尔诺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他们就离婚了。埃尔诺的第一本书是在工作之余偷偷挤时间写出来的，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结果她的丈夫看到书出版后竟然相
当痛苦，和埃尔诺说，既然你能背着我偷偷写出一本书来，那么你也能偷偷背着我做出其他任何事。
电影《正发生》剧照。
在继续忍受了11年后，1985年，埃尔诺与丈夫选择了离婚。此后她再也没有结婚。在2020年《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因为疫情被隔离在家的埃尔诺再次对这个选择表示出了庆幸，“想象一下假如现在我和某个人一起被封锁在家里——那可真是一场噩梦”。
作者/宫子
编辑/青青子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