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黄永玉一家和小猫大白，各有各的喜悦 受访者供图
漫长的几十年间，这对年轻父母都没有代表作，但他们在共同创作一个作品。黄黑蛮今年70岁了，他记住的童年时代是那时候的书、音乐和电影，「你读过《孤筏横渡太平洋》（注：现译名《孤筏重洋》）吗？就是那时候刚译出来，特好看，你一定要看！还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写得太好了，我们都爱看。那时候Beatles出的专辑，我找来给我爸听，特别好……」后来女儿从香港给家里带回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黄永玉把磁带藏在家里。把门锁好，关上窗户，一家人竖着耳朵听。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忧愁河上的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个作品也留在了学生身上。画家广军是黄永玉在美院的学生，直到今天，他都记得黄永玉教给他的一句话。那是1963年，毕业创作到林区「体验生活」之前，黄永玉告诉他：「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到时候你就想，嘿，这么难的事让我碰到了，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么把它解决了！记住，一定要这样想。」
黄黑蛮推荐的那些书讲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们的内核却是共同的主题——世界简单至极，星星在黑暗之中。
这是与表叔沈从文一致的脉络。发现黄永玉的时候，沈从文在文章里对黄永玉的命运有一个悲剧的预言，他的个性在一个时代将被视为个性鲜明，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也写下了应对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习世故哲学，不必八面玲珑来取得成功，毫无顾忌地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这是沈从文50岁的时候留下的经验，黄永玉后来的写作、木刻、绘画、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择都践行着这个统一的规则。小说讲究起承转合，他的文章如流水，从不写大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几百万字里连一个「但是」都没用过；国画讲究用墨，他直接拿丝瓜瓤刷颜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调色调出来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时候，造反派问他怎么把浪花画出动态，他的答案是拿一块抹布，蘸上颜色后卷起来一抹就行。写作技巧、笔墨讲究，他并不是不知道规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黄永玉的作品里，每一根线条都叫黄永玉，横七竖八地肆意活着，它们是一种新的规矩：我管它呢！
1982年，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回家乡凤凰。沈从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对着山喝豆浆。两个人在吉首大学作讲座。沈从文先上台讲，他说自己毫无成就，算不得什么作家，也算不得什么考古学家，是一个「假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天赋是「穿单衣过冬不怕冷」，什么坚强也说不上的。「我有一个习惯，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头」。第二个讲话的是黄永玉，黄永玉摆摆手，「手艺人，不会讲」。
这一年，沈从文80岁，黄永玉58岁。下着雨的春天，黄永玉找来朋友一起听湘剧高腔《白兔记》，主角李三娘出场，唢呐一响，院子里的几个老人都哭了，因为唱的是，「不信芳春厌老人。」
这是沈从文最后一次返乡，5年后，沈从文去世。在人生的最后，他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修订版里，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一切不出所料」，而关于黄永玉的悲剧预言是「一切近于过虑」。临终病榻前，黄永玉听他跟后辈讲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评论黄永玉的画常见的关键词有：好玩、新奇、大胆、鲜艳，不过艺术最受欢迎的成就或许是——有钱。
黄永玉并不讨厌穷，流浪时穷得叮当响，他也过得很快乐。但他同样喜欢挣钱，他的很多快乐也需要钱来实现，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喜欢给张梅溪买新衣服，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机，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裤，他的工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这些快乐都需要钱。这个问题年轻时好办，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工资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挣稿费继续花。后来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黄永玉从早到晚闷在工作室干活，不再有力气刻木头了，那就画画。香港喜欢色彩鲜艳的画，那就画得五彩缤纷。香港人喜欢买大画，越大越值钱，那就画大画，越画越大。
荣宝斋艺术总监雷振方在香港见到了90年代的黄永玉，一个将近70岁的勤奋新画家。这时期他画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异于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胆，画幅巨大。它们给人的冲击感很强，产生了一种对国画的颠覆性认识：画还可以这样画吗？
更多大胆的作品署名黄永玉出现了。家里的小猴死了，他把小猴画在了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上，最初面值8分钱，后来成为邮票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一度实现「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家乡的酒厂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挣来的稿费给他们出了酒瓶的设计方案，后来最出名的一款酒就是红极一时的「酒鬼酒」。
金钱、声名、艺术、人情，在黄永玉身上是混沌的边界。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但他也真诚地喜欢钱，喜欢大宝石，喜欢最新的跑车。成为他的朋友其中一项标志是，他会热情地拉着你去书房参观他的宝贝。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一个手表，还有一沓写着「黄永玉 收」的信封，那是每一次作品发表后寄来的稿费，全是现金。但他的快乐仅限于展示，关上抽屉，黄永玉还是黄永玉，穿70年前买的风衣，用小木匠给他做的木刻刀，喜欢吃女儿做的腌黄瓜。
这份混沌的顶峰是万荷堂。这是从诞生就充满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场。1995年，黄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画画挣的钱，天涯海角买房子，老家的、中国香港的、意大利的。这次他不想买了，他要自己盖房子。
于是，黄永玉以黄永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建筑。他告诉我，万荷堂是他自己设计的，最初的蓝图也是他自己画的。我找到了这份蓝图，是一个画在卷尺包装盒背后的涂鸦。负责盖房子的柳运宠至今记得接到任务时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纸盒」，黄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盖这个房子」。
最终落成的万荷堂占地8亩，里面有一个12米宽的大画室，3亩的荷塘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院子一角装下过一整个戏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时招待500人聚会，厨房的烤炉烤过全羊，烤过鹿，旁边的停车场依次停着不同款式的跑车，他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停在画室门口，是一架德国运回来的马车，黄永玉偶尔会赶着马坐马车转转。
万荷堂有以下特征：自由、烧钱、三教九流。其中自由是最要紧的，艺术家在这栋建筑里追求无拘无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许修剪，野草不准拔，院子里的狗也不拴绳，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荷塘院子里的房子不允许使用一根钉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的方式来，树长成什么样，盖房子时就用什么样。唯一抗议这种自由的是施工队。工头一次次跟黄永玉吵架，他们用经验跟他讲道理，盖房子不能追求纯天然，砍下来的树没有标准尺寸的，一头大一头小，拿它们当大梁，房子会塌。
黄永玉在万荷堂有自己的规矩。他养了一院子的狗，其中有两只，一只叫科学，一只叫民主。在这里，卖画不讲价，讲价放狗。
「他有他霸气的一面，一般画家不好意思谈钱，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诉你，你不能少给了他。」王明明说。「他接触的人多了，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我不缺钱，我那边开一个劳斯莱斯，你就不能把钱拿少了去买我的画，明白吗？对着这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这样。他知道怎么对付不同的人，对很多老朋友，他绝对是真情的，作品里也没有任何金钱。这是他的智慧。」
这里见证了北京城21世纪初最鼎盛的热闹。黄永玉喜欢聚会，万荷堂进进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画家、官员、商人、学者、厨师、服务员、戏班子、舞狮队、弦乐队……王明明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黄永玉送给他的字是「举重若轻」。采访全程，他只在回忆万荷堂盛况的时候扛不住了：「在万荷堂上百人来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闹心。」
「像咱们觉得这么多人，心里头一两天都乱糟糟的，可他高兴。黄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兴完了，热闹完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做自己的事儿，什么都没耽误，马上沉下来，第二天还是照样写，照样画，我觉得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鲜，但没看他用功，艺术上没有过那一关，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到达那个境界。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但又没变成负担。」王明明说。
许多作品都是在热闹之后的第二天画出来的。他的画室有一架升降机，巨幅画布钉在墙上，他常常从早到晚对着一面墙画画。他喜欢上了画大画，画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画布，他就有了越来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
万荷堂里的黄永玉是一个艺术家最复杂的时刻——十分艺术，十分江湖，十分黄永玉。他只请过「文革」期间给他送花的花匠给画展剪彩，从此以后画展没有剪彩仪式，八十画展请柬上还标注着「恳辞花篮」。作家北岛办杂志筹不到钱，在黄永玉家做客的时候谈了自己如何碰壁，黄永玉转身去房间拿了一幅刚画好的画给他，让他拿去卖钱。这样的他也受过骗，给家乡捐赠，给酒厂做设计，捐钱修建学校，钱没了，事没办好。他生气，画画，骂人，然后忘了，继续上当受骗。
万荷堂最热闹的地方曾经是门口的亭子，取名「侃亭」，父老乡亲都能来这里跟他闲聊，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这种人际乌托邦只短暂存在于没人认出他的那段时间，后来知道了住这儿的老头儿是黄永玉，万荷堂就开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画，偷他的摆设，最后偷走了他给侃亭题名的匾。后来黄永玉发了狠，把「侃亭」两个字刻在大石头上。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再也没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在万荷堂门口，我见到了没了匾的侃亭，的确没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黄永玉的刻字旁边，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画不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现在见了老朋友，想念至极，想送他画，有时候刚答应了送一幅，颜色还没调好，站旁边等着画的老朋友就开口了，「哎呀，我家是两个孩子。」
80岁那年，他改写了孔子的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到了90岁，三米的长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在新年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了。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赞美，只有他不同意，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他找不到艺术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给他提意见，画纸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断，一个人在画前摇头，不好，还不够好。
以前，他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这个名单越来越短。
名单上曾经还有汪曾祺，刻《海边的故事》的时候，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面的翘脚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从名单上消失了。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
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儿子，他从小知道一个黄叔叔，小时候给他画过画，被父亲一直挂在房间里，但他直到前几年才第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几乎所有人都说黄永玉热闹，只有汪朗说他「寂寞」，「老头儿现在挺闷得慌，没朋友了，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人没了，没人跟他真的聊天。」
热闹里的黄永玉很像他的父亲。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欢迎，社会活动很多，今天参加笔会，明天出去采风，还有无休无止的应酬、答谢、吃喝饭局。「老了，喜欢有人捧着，但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热闹，但骨子里真的孤独。
他把父亲也称为「老头儿」，「老头儿一直心里都有黄永玉，」汪朗说，「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吧，没能够像过去那么亲密，这个（疏远）他也觉得挺遗憾的。」「他对黄永玉的东西一直是在关注的，而且一直是肯定」，「但是这个事儿，他又不能去跟黄永玉解释。」
黑画事件之后，汪曾祺非常着急，想要去看黄永玉，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是一个小心的人，害怕出事，不允许汪曾祺和这样的人来往。这并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软弱。儿子下乡回来，接济了受迫害的朋友，这对父母的第一反应也是怕出事。汪曾祺后来写道，是儿子教他理解了什么是义气。他也试图弥补过，80年代，他登门找过他，拜访那天张梅溪关着门，不愿意出来见他。后来的汪曾祺用沉默回应这段关系，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低了头的是自己，往回退缩的是自己，失去这份友谊是他自领的惩罚。
再去见黄永玉，我看到了另一个老人的负气。他能背诵汪曾祺写过的文章，包括没有发表的作品，但他讨厌汪曾祺的晚年作品，「他是一个写小说、写散文的人，老写吃吃喝喝，炒菜做饭，好多能力他都没有发挥出来！」他说起来就生气，「曾祺后来写的，我都不再看了！」声音提高了，开始发脾气，「我的文章，曾祺也没看过！」说完他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说，「后来的文章，（他）应该没看，没有系统看过。」又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曾祺看过吗？」
但汪曾祺看过。这是汪朗记得很清楚的细节，在父亲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是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游记。
荒唐的日子过去了，剩下了两个老人的各自孤独。黄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国后的几乎每一场画展，汪曾祺都去看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默默买票进去，参观老朋友的新作。看完满腹感慨，无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脑儿倒给儿子，教儿子欣赏黄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笔，「一笔到底，足见功力」。他专门去纪念堂看了《祖国大地》，一眼看出画的用心，「这种场合不好画，这么画完全压得住这种场面，大气！」给朋友写信也忍不住夸了《祖国大地》，「此公近年可谓哀乐过人矣。」汪曾祺的书房里，一直挂着黄永玉刻给他的木刻《高尔基》。
黄永玉听到这件事后，不再说话。房间里只有水池里的流水声。几天后再次拜访，一见面他就要我看新画，那是一幅淡墨荷花，题名《一梦到洞庭》。他指着上面的荷花，「曾祺看了会开心的。」
这是一朵墨色的荷花，也是汪曾祺经常画的一类主题。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墨色的，因为他只有一盒彩色颜料。「他不会用水墨浓淡，这张要是给曾祺看看，他就开窍了。他的画不开窍，他画画要是我在，讲两句给他听，他会解放，这是真的。」黄永玉说，「要是他掌握了这个，他就开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