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文｜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
我就揍他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投奔叔叔，中学打架退了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
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作家、诗人、雕塑家、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历史必然性」，被他称为「屁咧的历史必然性」。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
黄永玉，湖南凤凰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院院士，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水墨画作品《墨荷》《天问》、*纪念堂巨幅壁画《祖国大地》，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电影《苦恋》的人物原型。
黄永玉，湘西流浪汉，爱好打架、逃学、偷吃爸爸做的鹌鹑脑壳，初中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
出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
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喊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
再有两个月，黄永玉就要99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一叠草稿纸，还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画画，中午写作，下午见朋友，晚饭后窝进沙发里，抱着一只小猫，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
《人物》在过去一年采访了这位老人，记录了一个人即将到来的99岁。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黄永玉做梦遇到鬼，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吓得鬼到处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挠他痒痒，看看鬼会不会笑。这样的黄永玉没有同类，他是一个会画画的齐天大圣，一个偶尔参加组织生活的孙悟空。
认识之初，黄永玉给了我一张他自己印的名片。他听人说名片是身份的象征，头衔越大权力越大，他不服气。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
黄永玉
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
（港、澳、台 暂不通用）
其实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头衔，但他愿意出名，乐意挣钱，唯独不想当领导。他不会喝酒，讨厌开会，痛恨人打牌和麻将，开大会上台发言，他把「四个现代化」讲成了「三个现代化」。退休之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一项国家级荣誉身份，他当场回绝，并狠狠训了他。有人想给他搞一个「黄永玉画派」，他把人从国外千里迢迢叫回来，骂他没出息，「狼才需要结党」，而黄永玉认为自己是狮子，狮子干自己的事，一个人也能称王。
和这样的黄永玉聊天是一场绝对自由的愉快旅行。我们听不同版本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打赌一场拳击比赛里谁会赢，听着Beatles讨论《世说新语》，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时间他在准备一幅新画，一只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只折翼的蝴蝶，画名《价值的判断》。黄永玉动笔前除了要准备颜料和画纸，还要解答问题：蜘蛛那么小，却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战胜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它到底是怎么赢的？
画家的答案是时间，「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打是打不过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张密密的网，等待猎物落网，用网束缚它，用毒针刺它，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这个结论让我们都笑了：原来蜘蛛还懂《孙子兵法》呢，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等敌人自行灭亡。
有时候，我们也讨论恐惧。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是苦会再来。他让我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是，历史不会重现，因为改变往往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发生；第二句是，一切都会过去，「你要记住，任何苦都会灭亡，只是这件事有个时间问题。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这个过程你可能会遇到难处，遇到很多荒谬和可笑……你就把它当作一种观察，人还能这样呢？还能有这样的事呢？你要把它们当成笑话记住，等到将来写出来，讲给人们听，日子过去是这样的呢，多有意思！」
黄永玉不思考「为什么」，人为何作恶，恨从何而来，江湖人不琢磨这些，人心险恶，是非多变，这本就是江湖底色。黄永玉信奉的是一种打架的哲学：不必分析拳头为何挥过来，重点在于应对，见招拆招，把命活下来。在每个难关都想办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话，这就是他的活法，一种笑的方法论。
小时候放学回家，他围观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胶着，弟弟挨了不少拳脚。事实上，打架从来都是这样，挨一拳，回一脚，一边受伤，一边求胜。最后弟弟打到满脸伤，终于赢了，把对手死死压在地上，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还在抡拳，一边打一边哭。讲到这里，黄永玉出场，故事终于变成了笑话——哥哥拉开难过的弟弟，小声传授给他胜者的规矩：「打赢的人不哭。」
这是黄永玉的笑话，或许，也是他的信念。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见黄永玉只要带着耳朵就行了，他准备了很多热闹等着你。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刚刚交上自己连载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最新一章，从书房扶着助步器走出来。黄永玉忙得很。客厅柜子上压着一幅颜料还没*新画，桌上的草稿纸有一首还在圈圈改改的新诗，沙发边的书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间夹着纸巾做的书签，读了一半。他谈的每句话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缭乱的历史课。看到墙上那幅小像吗？那是周令钊画的二十三岁的黄永玉，现在这幅画叫《小鲜肉》。今晚吃的这种葱是王世襄的做法，还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从文时年整八十岁。
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打架，侃大山。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往热闹人堆里扎。他喜欢买东西，可他不会讲价，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虚高价的花瓶，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名不副实的老字画。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到家里看望他，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里喝茶、看画、侃大山，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
「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那他们来干嘛？」
「好玩！」
后来摔倒受伤，聊天升级为一个老人最大的娱乐。高兴起来有时候说粤语，有时候说凤凰话，他还会说很流利的闽南语和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天的英语，这都是流浪时学会的语言技能。其他的语种他只会一两个单词，比如日语会说鸡蛋（tamago），因为讲笑话的时候用得上，「他妈的」。
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笑话。齐白石招待客人的点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饼，李可染练字把垫在下面的毯子都练出一个坑，*纪念堂一进门的壁画是他画的《祖国大地》，草稿是在废稿纸上画的。当时出了几个方案都不通过，最后找到黄永玉，黄永玉就随手捡了别人的稿纸，在背面画了大河山川，寓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找到了他。表叔总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国成立后，表叔写信劝他北上，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来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一见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没给孩子穿袜子。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