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入汛以来，我国共出现18次区域性暴雨过程。广东、广西的降雨量达到了自有气象记录以来之最，多省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遭受洪水灾害。”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近日介绍，今年以来，洪涝灾害受灾2180.5万人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失踪40人。
除“水深”之外，七月后多地预计将转向“火热”，迎来高温热浪天。据中国气象局消息，自7月8日起，四川盆地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极端天气为何频发？未来我国会面临哪些气候风险？气候变化是否影响居民健康？如何应对？对此，南都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长聘副教授、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主任蔡闻佳。她表示，类似郑州“720”特大暴雨等气候危机以后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甚至我国多地可能面临多种天气危机在时空叠加的风险。
此外，《中国版柳叶刀倒计时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报告（2021）》显示，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威胁正在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气候变化影响报告也警示称，相较于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健康威胁范围更广泛、影响更持久。
蔡闻佳表示，气候变化是民众多种健康问题的幕后推手，它从多个维度影响着中国人群健康，是导致国人心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蔡闻佳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长聘副教授、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主任。
我国气候呈现气温升高、极端天气增多趋势
南都：近几年极端天气频发的原因是什么？
蔡闻佳：极端天气频发最主要的原因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全球平均温度越来越高。二是气候变化率增加。这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极热、极冷天气。从降雨量来说，虽然年降雨量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但却会出现大雨更大、小雨更小的天气情况，这会对我们当前的基础设施（如电力传输、道路运输等）产生影响。
今年中国有多个地区遭遇极端天气。未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一些省份可能出现多个天气危机叠加，比如高温 登革热、高温 干旱容易同时发生，暴雨、洪水和传染病也容易同时发生，造成1 1>2的后果，这对我们的管理体系、物资、人员都将产生很大压力。
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跟人类活动有关。IPCC的第六次评估报告里反复重申是由于人类活动带来的气候变化。人类大量燃烧化石能源，改变土地当前的利用状态，这些都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就相当于给大气层上盖了一个大被子。所以未来温度会越来越高，极端天气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想要尽可能地减少未来极端气候灾害，需要从我们自身去寻找解决方案。
南都：从长远来看，我国的气候变化呈现什么趋势？各个区域主要面临哪些气候风险、气象灾害的威胁？
蔡闻佳：与全球一样，我国气候总体呈现气温升高、极端天气增多的趋势。有研究显示，全球升温幅度大概率在二十年左右达到1.5摄氏度。国内学者的预估结果显示，届时我国原来百年一遇的洪水可能七十几年就要发生一次，洪水重现期将大幅缩短。极端天气的发生次数与发生频次都会增加。即使各国公布的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未来依然可能有2到3度的温升幅度。
各个区域面临的气候风险也是各不相同的。从过去发展历程来看，北京近年来受到的气候灾害主要来自于洪水、降雨等气候灾害。我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温度、湿度的变化，蚊子传播登革热的能力也快速上升。在广东地区，高温热浪风险正快速上升。2000年以前，广东的热浪天数大概是5到6天左右；到了2020年，高温热浪天数已上升到25天左右。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当达到温升1.5到2度情况下，广东的高温热浪天数可能会长达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背后，极端天气对经济产业、居民健康等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
此外，有些地区也出现了以往少见的气候灾害，东北前些年罕见地遭受了台风袭击，这代表着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强的气候危机。因此，我们要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并采取相应措施。
7月10日，在上海市闵行区，行人在烈日下行走。当日，上海市中心城区气温一度达到40摄氏度。上海市发布今夏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新华社发
气候变化是多种健康问题的背后推手
南都：气候变化会对居民健康带来什么影响？
蔡闻佳：气候变化从多个维度影响中国人群健康，如高温热浪、洪水、干旱和气候敏感性传染病都会影响人们的健康。我们作者团队的老师们曾做过研究，显示高温热浪相关死亡总人数正在快速上升。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最高，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正处在快速老龄化社会，当进入了2050年时，每四人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当进入2100年，每三人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想见的是，今天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本世纪末的老年人，我们当前的行动，决定着他们未来所处的环境。
气候变化也会增加极端暴雨发生的频次和强度，一是会造成直接的生命财产损失，二是可能导致胃肠道疾病和媒介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三是会降低医疗卫生系统的服务能力。
世卫组织曾发布关于环境对健康影响的报告。报告指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影响健康的主要环境问题各不相同。前些年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酸雨、PM10等颗粒较大的可吸入颗粒物对人群健康造成的影响；当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后，现在我们开始关注细的颗粒物（如PM2.5）、臭氧、化学品污染等；而如果这部分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后，比上述污染物更难解决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及其健康影响就会凸显出来，特别是人类持续排放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损失后带来的疾病传播模式改变的问题、新传染病引入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更大的健康挑战。
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处理当前细颗粒物和臭氧等污染的同时，寻找协同降低气候变化这类全球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健康影响的解决方案，越早应对它越能避免未来巨大的健康影响。
南都：如何看待气候变化与中国疾病负担的关系？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蔡闻佳：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是导致国人死亡的主要疾病类型。当我们追踪这些疾病真正前端的风险因素时发现，气候变化是诱发此类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影响国人疾病、死亡的主要因素包括新陈代谢类、生活习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中除大气污染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非最适温度也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如果我们能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控制好气候变化的趋势，将温升控制在1.5度或2度以内，这将有利于控制此类因素造成的疾病负担的上升速度。
如果确实不可避免，那我们就需要采取适应手段来降低气候变化对疾病负担的影响。比如建立监测预警、抵御气候灾害的基础设施，完善物资和人员储备、以及提高自身的自救能力，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健康风险。
6月23日，在广东清远英德市浛洸镇，群众划船运送人员和救援物资。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北江出现特大洪水，韶关市、清远市等多地出现洪水内涝、农田被淹等情况。当地积极开展抗洪救灾。 新华社发
应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城市基础设施设计
南都：目前我国各地的城市基础设施在应对极端天气时有什么短板，应如何补救？
蔡闻佳：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地。人类进入城市区域，将原本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硬化地面、选择性种植植被，某些城市设计也让热岛效应更加严重。在发生气候灾害时，城市也很容易受影响，它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焦点区域。
因此，为了预防极端天气对城市群的影响，我们可以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像是在地面打造通风廊道，从而送走污染物，让城市温度更适宜。地下部分应检查城市排水管网是否有足够的排水能力，尤其在发生严重内涝时。据我所知，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可能只是按照一年一遇暴雨强度来设计地下管网。当未来温升1.5度、2度，甚至更高温升的情况下，一年一遇的暴雨强度，可能变成几月一遇，极端天气会更加的频繁、强度增大，这代表更多的城市会面临城市内涝风险。
从当前数据看，很多的城市没有把气候变化的风险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设计中，城市道路标准、其他交通基础设施都尚有改进空间。
南都：除了被动等待气候灾害发生外，个体及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主动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与气候危机？
蔡闻佳：证据证明，人类健康与所处气候环境之间有显著关联。从个体层面，我们要让公众认识到气候环境会影响健康。我们每年发布的柳叶刀倒计时报告显示，人们搜索气候变化的热情确实越来越高，但每一千次才有三次同时搜索气候与健康，很多公众没有把气候环境与健康关联起来。其次，要让公众知道，面对高温天气、暴雨及登革热等气候敏感性传染病，应该怎样去保护自己。
从政府的层面来说，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把气候变化造成的中长期影响纳入各个部门的具体规划中。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群健康有较大关联，我们也希望卫健委新设的疾病预防控制局能把气候变化作为其工作重点之一。
气候保险也是值得探索的一种模式。一方面大家一起投保，在发生灾害时能及时得到补偿。同时也能通过反向刺激机制来促进大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内在能力。在去年河南暴雨后，有一些城市开始强制或自愿交气候灾害保险，气候保险未来有望在更多的地方推广。
6月下旬，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湖南省永州市多地出现洪水内涝、山体滑坡、农田被淹等情况。当地积极开展抗洪救灾。 新华社发
气候变化有滞后期，需提早行动避免气候风险
南都：新冠疫情对我国的碳排放带来了哪些影响？
蔡闻佳：新冠疫情确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短期的碳排放，特别是2020年第一个季度，二氧化碳排放快速下降。背后原因是很多经济生产活动的终止。随着复工复产、经济复苏，二氧化碳排放再次上升，今年二氧化碳排放可能会达到新高度。现在还不太好判断疫情对碳排放的长期综合影响。有些地区疫情过后着急复工复产，导致一些高耗能产业上马，可能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恶性反弹。同时生活方式的改变，如出行或国际商务旅行的减少也会降低碳排放量。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如果能在复苏经济的同时协同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走弯路，肯定会对减少未来气候灾害有非常大的好处。但气候行动不会马上看到效果，它有气候的惯性。为了预防以后会发生的灾害，我们要更早的开展行动。
南都：如果碳排放量大幅下降，气候系统对这些行动的回应会在多久后显现出来？
蔡闻佳：哪怕世界各国从现在起采取非常低排放的战略，全球温度大概也需要在2060年左右才会出现较明显差别。因此气候行动的成效往往有30年到40年左右的滞后期，因此我们要提早行动才能避免未来的风险。
在非常理想的情况下，碳中和只能帮助我们实现《巴黎协定》中提到的2度甚至是1.5度的温升控制目标，但也代表着我们从现在温升1.2度的世界依然要走到温升1.5度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气候灾害依然会越来越多。改变自身行为和生产生活方式、控制碳排放、积极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越来越多气候灾害的最积极有效的方式。
连日来，高温炙烤岭南大地。7月11日，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洲头咀社区检测点放置了冰块降温。 南都拍客 卢兆燊 摄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出台，更具系统性、明确性、协调性
南都：近期我国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这对我国未来应对气候适应方面产生哪些影响？
蔡闻佳：近期出台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相比上一版的气候变化规划有非常大的进步。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工作的系统性上，例如在公共卫生这一节中，它就清晰地表示下一步要进行健康风险评估、预警、增强医疗系统韧性，这些都是首次纳入规划里的工作重点。第二，过去我们只提出一些典型的项目重点推行。但今年发布的战略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多个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领域都明确地给出2025年——2035年的行动目标。有的目标是定量的，可追踪、可核查。有的目标相对定性一点，但也有目标、时间节点。第三，它强调了部门之间的协调及最后的评估。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好机制能落到实地，真正监测规划的进展。适应气候变化相当于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增加了保护罩，要充分发挥好保护罩的作用。
南都：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
蔡闻佳：我们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源头上，能源结构的清洁化改善了大气污染，保护了人群健康。我国已在“十三五”期间达到了世卫组织PM2.5污染控制的阶段性目标，这代表着PM2.5的年均浓度已经从46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到了35微克每立方米以下，这是非常巨大的成就。通过调研发现，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问题。超过十个省份正在制定和评估关于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科学评估和规划。这为未来我们系统地开展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评估提供了指南或路线图。
我们也观察到，越来越多部门展开合作，像气象局和应急管理部、气象局和卫健委之间也有了更多的联动。今年还有一个里程碑式的瞬间，就是在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的工作重点中，首次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纳入。这是从0到1的改变，代表着这件事已开始进入到国家卫健委的工作范畴中，我国未来也有望在这一方面开展更大范围的工作。
采写：实习生 王玮 南都记者 潘珊菊 王森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