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期的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被捕与分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发动“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同时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全市报刊停刊，只有《西北文化日报》出了号外，身为社长的宋绮云带领全社员工走上街头，散发报纸。实际上，宋绮云还是《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起草人，他的党内身份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委员，自1935年以来策划过几次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此事表面上暂时平息，但宋绮云实则一直处在险境中。
宋振华后来听说，那时候杨虎城建议父亲出国留学，但他没有走。1937年初杨虎城被迫出国，第十七路军归编第四集团军，宋绮云成为少将参议，在部队里办干部培训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政策。宋振华印象中，父亲自那时起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1941年9月被捕。
那日，宋琦云被一封“家有急事速回”的电报从山西前线诓骗回家，到家后察觉情况不对，立刻想要离开。“父亲没吃没喝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母亲说‘我给你做口饭，吃了你再走。’抱着森森就出了门。”接着，宋振华眼看着两个陌生男人进了自家院门，父亲被这两个人一左一右夹着带了出去。
这是个至今回想起来仍会让宋振华觉得沉痛的场景，“父亲不像过往送客的样子，神情很严肃，胳膊好像被俩人夹着，我一看，他脚上怎么还穿着拖鞋呢，就跑进屋里把鞋提溜出来让他换上。”
父亲被带出院门时，母亲也抱着森森回来了，她没有说话，目送着宋绮云被带上马车离开。
宋绮云、徐林侠和孩子们的合影，照片中徐林侠抱着的孩子为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宋家就此开始变得“动荡”。当时，他们已经举家搬到了距西安城二三十公里的蒲阳村，7个孩子中，宋振华的大姐和三姐之前就被送回了江苏老家，只剩下二姐和一双弟妹，以及还没断奶的森森。
徐林侠几乎每日都抱着森森往西安城里打探丈夫的消息。她和宋绮云相识于1928年，此后13年间辗转江苏、陕西，是最亲密的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同志”。
也正因此，当两个月后，有人传话称“宋社长要去重庆，要你带几件衣服给他送过去”的时候，徐林侠明知可能是圈套，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得去救你们的爸爸。”宋振华当时还读不懂母亲眼中的决绝，只记得她说，“就算是火坑我也要跳一下。”
临别前夜，徐林侠坐在灯下，一件一件地叠好孩子们的衣服，又一一叮嘱孩子，“母亲对我说，‘你是长子，一定要听话懂事’，又和我二姐说，‘你最大，要照顾好弟弟妹妹’。那天大家都睡得很晚，母亲一直看着我们。”
第二天，分别时，孩子们轮流抱了抱8个月大的森森，目送着母亲怀抱弟弟越走越远。“那时候我隐约知道，这次母亲大概会离开得久一些。”
当年最大不过12岁的一群孩子，接连和父母离别，懵懂中还不知，这便是永别。从此后，关于父母和幼弟的种种遭遇，只能从别人七零八落的讲述中拼凑了。
6月29日，宋振华在郑州家中拿出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回忆当年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家书与唁电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初识时，森森和妈妈一起被关在一间看不见阳光的潮湿的黑屋子里。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
这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在回忆录里写下的。韩子栋是早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下党员，1936年因叛徒出卖被秘密逮捕，先后被关押在包括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的11所监狱中。1947年8月，常年“装疯卖傻”让监狱看守掉以轻心的他从白公馆脱逃，成为唯一一个从重庆越狱成功的革命者。
随着《红岩》的出版，“小萝卜头”和江姐、许云峰、华子良等中共地下革命者的名字一同出现在公众视野。
今年86岁的李碧涛，是小萝卜头在重庆白公馆的见证人中唯一还健在的。她回忆，第一次见森森是在1947年10月，当时她只有12岁，和父母一起被捕，是森森主动和她搭话，安慰她，“姐姐，你不要难过。”
在同一间女牢房里，关着包括她和母亲，森森与徐林侠在内的5对母子（女），牢房阴暗封闭，霉味、尿腥味，熏得人呼吸困难。吃食都是发霉、发臭的，“有拌着老鼠屎的米饭，早上会给一点儿咸菜，中午有少量菜叶子，晚上什么都没有。”李碧涛形容，“绝对不会把你饿死，但也肯定吃不饱。”
森森就在类似的环境下从8个月长到了8岁。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他个头矮小、身形瘦弱，细小的四肢衬得脑袋看上去格外大，因此被叫做“小萝卜头”。
1947年，父母被捕6年后，宋振华他们第一次收到父母来信，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特意到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中下排中间为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在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带着森森辗转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的几年里，剩下的6个孩子也在各自艰难地活着。
父母走后，留在西安的4个孩子几乎陷入了绝境，“粮食都已经不够吃了。”宋振华回忆。两个月后，党组织秘密关照，派他们的表哥和堂兄从江苏赶到西安照顾，还陆续安排他们上了学。而在老家的宋振华的大姐和三姐，境遇也十分坎坷。姐妹俩轮流跟着亲戚过活，还曾给地主家当过丫头，遭遇毒打抛弃后又被尼姑收留。
当时，宋振华只知道父母“被关起来了”，生死未知，姐姐们的遭遇也是多年后再见面时才得知。“活下去。为父母报仇。”是宋振华唯一的念头。
被捕6年后，宋振华第一次确切得知父母和弟弟还活着的消息。那是一封从重庆磁器口寄来的父亲的亲笔信，信中父亲问，“你们都还好吗？”
“激动坏了。”宋振华说，全家人团团围住二姐，由她执笔给父亲回了信。除此之外，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还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原版是四英寸大，很小。”如今，端详这张合影，宋振华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你别看照片上我们几个穿得干净体面，其实在镜头没有拍到的下半身，裤子都烂得厉害，全是补丁，实在没有钱置办全身衣裳，但又想让父母看了照片知道我们过得很好。”
按照父亲信中所说，他们把信和照片寄到了重庆歌乐山脚下磁器口一位黄姓人士处。几个月后，在第二封信里父亲写道，“妈妈看后还掉了泪。”宋振华回忆，更让他们意外的是，第二封回信的背后，有铅笔写的四个字，“哥哥，姐姐”。
通讯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多，最后一封是在1949年春节前后。那次执笔写信的是母亲徐林侠，她说，“你父亲和杨伯伯（杨虎城）已经坐飞机去贵阳了，我们明天也要走，这封信由我来写，咱们的通信就暂时中断了。”那封信，字迹歪斜、重叠，徐林侠解释说“眼睛不好”。
宋振华后来才知道，长期的监狱生活加上特务的问询折磨，母亲已经病重，不仅眼瞎，腿也肿得几乎走不了路。这封信以后，他们再次断了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