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王英 (化名) 家住汉口常青社区
大年初三，我的妈妈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我陪护她时看到有患者不治离世，被白布包裹着抬了出去，还看到苦等床位而不得的病人开始攻击医生。后来我也被确诊感染了，我极度恐慌，担心自己和妈妈会不会遭遇不幸。
虽然后期经过治疗，我的病情减轻，在江汉方舱医院呆了10天之后，康复回到社区定点隔离，但我感觉最近精神紧张，夜深人静一有人咳嗽，我就会想“是不是那种病毒又来了”；晚上还会做噩梦，梦里经常出现依旧待在重症监护室里妈妈的身影，还时常会在梦里回溯前段时间医院中的可怕场景。
我老公前几天打电话来说，我们家隔壁楼有个患者被120“拖走了”。他用的词是“拖走了”！可能他还无所谓，但我听到这些，联想到妈妈，就感觉浑身发抖，有一种无助的绝望袭来……
我分不清楚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是去世患者家属的
受访人：赵予 武昌区下沉社区干部
自从武汉自防控战役打响以来，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然而，随着战役一线人员吃紧，党员干部陆续下沉社区，2月3日，我接到下沉武昌区某社区的通知，开始一直在防控一线工作了近40余天。
这段时间以来，我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经历了害怕—平静—担当三个阶段。外面病毒正在肆虐，要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身份不容我拒绝，我咬紧牙关，迈出了家门。来到社区，看到许多和我一样的志愿者参与到一线防疫工作中，心里似乎平静了不少。
最初的害怕慢慢地消失了，我们一起走街串巷宣传防疫知识；一起上门入户排查“四类人员”；一起为社区居民运送生活物资……但是，有几次去到去世患者家里，与家属的沟通，见到他们痛苦的诉说，无助的神情，我觉得自己也被“卷入”了，回家还出现了头疼、恶心的状况。感觉分不清楚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是他人的，哪些是自己的共情。”
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帮不上忙，刷着新闻，我有愧疚感
受访人：小游 武汉知名自媒体编辑
1月20日的武汉，那时候情况应该比较严重了，但大街上没几个人戴口罩。一开始武汉信息披露不及时，公众很多都不知情。
可以说通过某些渠道，我事先或多或少是知道一些疫情内幕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只能保持沉默。
一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虽然我和我的家人没有什么危险，可是每天看着新闻，感染患者的数字不断增加，情况不断变糟，我除了帮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感染者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发求助信息，帮爱心捐助者打各种对接医院的电话，其他一点都帮不上忙，无能为力，看别人有能力捐资捐物，我只是个普通人，只能护住自己，总有种愧疚感和深深的无力感。
最丧那天，是科比去世。因为失眠，我早上4点多就醒了，看了眼手机，以为在做梦，又继续睡了。白天醒来看新闻才发现是真的，而同一天我接到好友的电话，他父亲因肺部感染突然病重去世。电话那头她一开口就情绪决堤，而我当时一样崩溃，真不知道为什么武汉人会这么遭罪。
虽然武汉如今慢慢的好起来了，但我的心情依旧很沉重，这些天国外疫情加重，我又开始失眠了。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已近三个月。这次疫情不仅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产生威胁，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要求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随后，全国各地开通24小时疫情心理援助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