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兼明
近日，内地官媒《半月谈》发表文章，题为《“既要、又要、还要”，基层要有几双手？》。文章列举了记者在基层发现的一些现象，如中部某县一名村党总支*说，他最发愁的是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文件精神要求群众自愿接种，但有的部门又要求百分百完成。有村干部背着百岁老人去接种疫苗，老人的孩子站在身后喊：“俺娘打针出一点意外，你可负责？”；再如受疫情影响，部分村民出门打工受阻，光靠种地和打零工收入不足，手头紧，不愿缴纳社保医保，但上级政府对相关数据提出95%的底线指标。
这些基层公务员反映，从各个部门看，每项政策都有道理，但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当多项政策齐头并进，各项指标全部刚性考核时，有的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基层就很难执行。
在“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下，基层面临“一难、两难、多难”等复杂局面。
《半月谈》记者发现，从强调中心目标，到统筹多重目标的治理转型背景下，一些不合理的治理目标的确定，进一步加重了基层负担——有些硬性目标层层加码，导致基层根本无法完成。当下基层涌出的很多治理乱象，都是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导致的，由于上级所定的目标本身就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再加上多头、多部门重复下达目标，目标打架，使得基层承担的各项任务越来越繁重，且根本无法统筹完成，以至于出现各种乱象。如近期对疫情的管控，有的地方用铁围栏封死了消防通道，以至于失火时消防车无法进来；有的地方随意进入居民家中，用消毒水消*，让居民损失巨大。至于医院随意停诊、患重病急病也无法出小区、将儿童与父母强行分开隔离之类的现象，几乎已成常态。凡此种种，都让民众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不安全感。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上级部门在制定各类目标时，就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制定。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对疫情的防控，法治的保障都很重要。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在不确定中给人以确定感。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越是蔓延，社会和民众就越需要法治所带来的确定性。比如最近出现的将门锁焊死、小区封板拉网、强迫居民上交钥匙再将其反锁家中等蛮横做法，都涉嫌违法。对涉疫人员进行隔离，需遵守《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相关规定，这两部法律对隔离对象和场所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严格的程序限制，要求行政部门不得随意限制民众的人身自由，更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随意扩大强制措施。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地方为阻断疫情，随意采取极端甚至粗暴的管控措施，目的虽然是为了公共防疫，但也不能表明这些手段就有了合法性。法治社会的重要含义，就是禁止和约束权力采取暴力和极端方式达到执法目的，也禁止对公民权利予以不当干预和限制。这些法治原则，即使在应急状态下也不应随意突破，否则就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法治的秩序，远比疫情要恐怖得多，也更值得全社会警惕。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可预期性，当法律能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时，公众才能对未来社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社会才能稳定。
其次，上级部门在制定考核目标时，要统筹、兼顾好各部门目标之间的逻辑和统一关系，不要让各部门之间的目标打架，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目标远离现实。在各类目标制定之初，各部门就应有协商与研讨机制。虽说“既要、又要、还要”往往是各方利益妥协和权衡的结果，但如何让它不陷入“不可能三角”的困境，却是上级决策者需严肃思考的问题。何为主何为次，何为首先何为其后，上级在制定考核目标时要逻辑清晰，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分不出轻重缓急。只有目标制定合理了，才能不让基层陷入“既要、又要、还要”的选择困境。
都说“上边千把锤，下边一根钉”，基层干部也要分清轻重缓急，无论何时，民生才是重中之重。不能做胡作非为、倒行逆施的事，更不能为了完成目标做违法违规的事——现在基层在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很多时候便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以至于基层管理陷入恶性循环，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胸怀大局，顺应民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全局观和长远观，才能真正牵准问题的“牛鼻子”。
乡镇街道一级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单元，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目前某些地方出现的乱象看，不少地方这一层级的治理能力确实有待提高。要改变这种状况，首要任务是上级部门不能让基层陷入“既要、又要、还要”的“不可能三角”困境，处处要以民生为先、民生为要。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和市场在疫情与国际形势的重压下，有一些恢复活力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