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揭竿而起
2000多年前的汉代土地问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分配的失衡，趋向两极分化，人民生活困苦，趸为人民揭竿而起。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说：“治道之平在乎行教化，行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自序》）认为仓廪实,衣食足是治国的根本，把统括历代经济举措的“食货”列为《通典》九门之首，可见古人研究社会的一种卓识。
汉代土地私有不断发展、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农民*和逃亡，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十分尖锐，如不采取限制措施，将危及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稳固。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封建统治阶级要缓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孝武皇帝当朝的时候，董仲舒上书建言：“秦朝采用商鞅设置的法令，废除井田，民众可以自由的买卖土地，以致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县邑里有尊贵如同君主一样的豪强，村落里有富有如同公侯一样的财主。小民怎能不陷入贫困？古代的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施行，但也应该稍加恢复。堵塞并兼土地的途径，限制个人占有土地的的数量，损有余以补不足。消奴婢制度，废止主人随意*害奴婢的特权；轻徭薄赋，以便休养生息 。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土地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候之富，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食以贫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
西汉豪族出游图
等到汉哀帝即位，师丹上书建言：“古代先贤帝王没有不采取井田制的，所以治世太平，孝文皇帝继承了因为周朝的礼崩乐坏，秦朝的兵革战乱承亡周乱后的天下，需要修生养息，所以没有限制人们拥有的田地和奴婢的数量。而今太平景象延续了好几世，富裕的吏民家资数万万钱，而弱势群体却更加的贫困；这种情况应该加以限制。”
师丹又提出限田的建议:“古之帝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故不为民田奴婢为限，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资数钜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贵族庄园内的贫民劳作图
汉哀帝把这件事儿交给臣下们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以下，包括诸侯王、列侯、公主等，占有的田地都要有一定的限额；关内侯以下，包括关内侯、官吏、百姓占有的田地一律不准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这条法令三年后实施，届时有违令者，财产罚没上缴国库。”受此影响，田宅、奴婢的价格一时大幅下降，皇亲国戚以及皇上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汉哀帝只好下令：“暂停实施，以后再说。”于是这项利民政策就作废了。
师丹所提妥协政策为汉哀帝所采纳，汉哀帝下诏曰：“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无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春议限制。”（《汉书·哀帝纪》）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限制的具体办法是：“诸侯王、列侯，皆名田国中，列侯的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人，犯者没入官”。由于这种限田办法遭到豪强贵族的反对，最终未能实行。
师丹
师丹的限田未能实行，土地兼并更趋发展。哀帝至平帝十年间，无地的奴隶、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时有发生。王莽代汉，想方设法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乃于建国元年（公元9年）下诏实行“王田制”。
诏中说：“今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丁，不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田乡党，故无田今当受者如制度。”
意思是说一家男子不满八人，而其土地超过一井的，要把其余土地分给九族乡党。原来没有土地的，每一男子分给百亩田。但这种“王田制”也由于贵族富豪的反对未能实行。
土地兼并的原因及途径——贵族或者富人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无视中央既定的土地限制法令，利用其职权甚至是武力压迫自耕农，剥夺其土地所有权。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使土地的所有权脱离集体，掌握在土地所有者个人手中，实际承认了土地的自由转让和买卖，这是土地兼并产生的根本原因。土地作为古代重要财富基础，一直被贵族地主所争夺，尤其是在土地私有制情况下，贵族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无视中央既定的土地限制法令，利用其职权甚至是武力压迫自耕农，剥夺其土地所有权。一些富有的商贾也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大量收购农民土地，以希获取更大的农业利润，农民在种种压迫和无奈下上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失去自耕农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