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以来，为了整顿国民经济，政府先后三次直接插手企业兼并。
由政府经济部门长官组成的“产业政策审议会”，发挥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少见的巨大行政命令。
例如，1978-1980年，政府决定对战略产业中“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转让，发电设备归韩国重工业，车用柴油机归大宇，轿车归现代，，中小型卡车归起亚，特殊车归东亚，重电机与电子交换机由三星、金星、东洋、大宇等“利益均沾”。
80年代，政府又把26家规模企业，瓜分给了10家财阀，这26家企业成为这些财阀的骨干企业。
当然，政府既能让财阀们吃肥肉，就可以让他们瘦身。
90年代初，韩国推行“行业专门化政策”，规定各大企业要确定未来重点发展行业，而不是什么都能插手一波。
这直接引发了政府与财阀们一场扩日持久的斗争。
首先站出来与政府叫板的是财阀老大现代集团。
会长郑周永对政府的回应是：现代没有一个行业不是主力重点行业。
政府直接对郑氏家族进行税务调查，1991年11月17日，国税厅让现代集团补交遗产税，郑周永回答很干脆：“没钱，交不起！”
卢总统一怒之下，叫来首席经济秘书，吩咐说：“马上把现代集团所属企业给我搞*两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把巨型企业进行拆分。
一时间，财阀们风声鹤唳，政府首先就拿现代、三星、东亚等公司开刀，两个月时间内，就有40家企业被列为出让、合并对象。
所以，整个90年代，就是财阀们的受难期。
新世纪以来，财阀们的日子也没有多好过。
2008年4月22日，三星财阀的掌门人李健熙因为偷税*被韩国检方发现，被迫辞职，其子李在镕也被迫外出海外锻炼。
韩国营商环境一塌糊涂，韩国劳工动不动就示威游行，韩国警察却只会袖手旁观，财阀们更是毫无办法。
文*上台后，跟是用朴槿惠案直接把一众财阀按在地上摩擦，他们碰上大统领只有跪的份。
大家眼中的财阀控制政府，其实更像是一种政商抱团。
在军政府时代，扶植哪家企业，不扶植哪家企业，取决政府和官员的偏好。
因此，为了从政客那里获得可靠迅速的信息、从高级官僚那里得到有利的政策和进入重要行业的商业机会，财阀必须要维持好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回报，财阀向政府和各个政党提供回扣，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献金。
但是，至始至终，没有哪个总统是被财阀弄下台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往死了整财阀，并不是没这个权力，毕竟全斗焕司令官说过实话，总统的权力是无限大的，他们也是为了自己好捞钱，在任的时候和和气气，卸任了就没人翻旧账，强行翻脸对谁都不好。
此外，如果韩国财阀只手遮天，那么左翼基本就已经被剿灭了。
事实上，韩国电影里，揭露政府黑暗、官商腐败的例子，简直不要太多，以奉俊昊和李沧东等为代表的的左翼导演，正在韩国逐渐崛起。
李沧东导演的电影《燃烧》，镜头里出现了一段“电视播报新闻”的情节：韩国的青年失业率在OECD国家中上升最快。
钟秀靠打临时工维生，青年人应聘工作，哪怕上班路上要花两个小时，也要信誓旦旦表示没有问题，每个人都要确认加班和特殊的值班没有问题，小说《祭奠》里的弟弟，高中一年级没读完，就去南方的工业区打工。
“我的人生很失败，大家都叫我赤色分子，但是也是个失败的赤色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活了四十多年，最后，这个也没成，那个也没成，连累你们受苦了。”
这样的临终遗言，既是对自己的曾经充满了悔恨和无奈，也是对年轻一代左翼分子的警醒和鞭策。
尽管老一辈左派被李承晚和朴正熙亲美政府清洗后，所剩无几，但伴随着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新帝国主义理论、解放神学等理论涌入韩国，在教会和大学里生根发芽，以及新的工人阶级快速崛起，韩国的新左派已经慢慢成长起来，并逐渐站稳了脚跟。
而纵观东亚，台湾的左翼走向消沉和悲观，虽然有像《菊花夜行军》和《大佛普拉斯》这样的、为工农发声的优秀作品，但终日沉湎于忧伤的叙事中，让人难以振作起来。日本的左翼，更是七零八落，连拥有一股完整的势力都谈不上了。
1995年，韩国社会运动元老李泳禧在《吾师鲁迅》中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写道：“如果说我的著作和我的思想、我对人生的态度对当代青年们起到了这样的影响，那么这个荣誉应该归于现代中国作家、思想家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