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铁路部门发售的以上三种车厢车票，不管是卧铺还是座位，车票都是“无座票”。车票票面上只写有发到站、票价、车厢等级等信息，没有座位号。那时候的火车，全部是上车找座位，没有对号入座的说法。当时头等车、二等车车票很贵，而且有一定身份限制，普通百姓坐不起。大部分时候，头等车和二等车内的旅客非常少，不会出现上车找不到座位的情况。而对于三等车旅客来说，人多拥挤，找座位也是件麻烦的事情了。
当时普通旅客的乘车程序是：买票(大站开车前2小时开始售票、小站1小时)、候车、检票、上车找座。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这一系列过程都是争先恐后，你推我撞，一幅纷纷攘攘的场景。买票则要排长队。铁路部门根据列车等级设立不同的售票窗口，一般头等、二等售票口人不多，三等车售票窗口则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大的火车站附近一年四季都活跃着黄牛党，专门替人买票赚手续费。
检票要懂“潜规则”
递上钞票就放行
遇到某些不法检票员，看到排长队准备乘车的旅客，会突然停止检票，高声大喊：“客满了，停止检票。”这时候，常出门的旅客并不慌忙，手举车票挤到前面再递上一张钞票，检票员立即放行。有的无票乘客私下塞点钱给检票员，也能进站。上车找座更是个技术活。民国时一名旅客描述上车抢座的情形：“当你三次(指买票、检票、上车)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出一条血路之后，一面喘着气，一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目光炯炯找寻车上的座位；看见那边有空，便赶快一屁股坐下。”
著名作家巴金的散文《平津道上》描述，某次坐火车从天津到北京，买了一张三等车票，“三等车厢里的拥挤，简直使人想象不到。一开门就只看见到处是人头。”巴金提了一个大藤箱，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车厢，每看到一个空座，刚要坐，立即有人阻拦说，“这里有人”。一直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才总算找到一个位子。像巴金这样的斯文人，抢个位子不容易。
在火车上，一人霸占几个人的位子是大伙公认的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丰子恺提起这个就一肚子气：“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座位，已够使人惊叹了。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见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作鼾声，或者装作病了，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有的人用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当作自己的卫队。有的人没有行李，把身子扭转来，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座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他把大乌龟壳似的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而用一支横置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这大腿上面的空间完全归他所有，可在其中从容地抽烟，看报。逢到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报纸堆在大腿上，把头攒出窗外，只作不闻不见。还有一种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用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找座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就回答他说‘这里有人’。”
那时候，还有很多兵痞、流氓，他们上车往往大腿一横，一个人占了一排座，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以上种种痛苦、乱象，都是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