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被后人称为“首义”，可又是谁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说法，主要集中在熊秉坤和程正瀛两人身上。近年来随着资料的挖掘和研究的深入，其本来面目愈来愈清晰，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对于第一枪的记述，最早见于首先起事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正目（相当于今天的班长）熊秉坤的回忆。熊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应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文献的要求，为该馆提供了四份书写认真、内容翔实的材料，还原了当年起事时的情景，这四份材料内容完全一致，主要内容大体如下：10月10日傍晚，预定起义的时间将到，工程营副目（相当于副班长）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发生争执，共进会成员、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用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陶启胜见势不妙夺门而逃，程举枪射击，击中陶启胜腰部，陶几天后死于家中，此即后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第一枪”。随后程正瀛又开枪击毙了前来弹压的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以及司务长张文涛等人，正在营区巡视的熊秉坤听到枪声，知道起义已经发动，马上集合队伍，对着天空连放三枪，宣布起义开始。
武昌起义中的床下都督黎元洪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撰写了《武昌起义谈》，其中更是明确无误地指出程正瀛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同棚程定国（即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熊秉坤既然在回忆文章和为有关方面撰写的资料中如此明确地肯定了程正瀛的第一枪地位，为什么以后却出现了反复？“程一枪”又是如何变成“熊一枪”的？梳理浩如烟海的辛亥革命史料，发现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孙中山先生的宣扬。1914年熊出访日本时，孙中山曾向在场的人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1919年孙中山为某报撰写的国庆贺词开头便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后来孙中山还在其他文章中写过“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类的话。孙中山究竟是从宏观上称赞熊秉坤是首义的功臣，还是狭义地认为就是他打响了起义第一枪？其真实意图如今已无法厘清，但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孙中山的肯定才使得“熊一枪”声名远扬
溥仪(中)与熊秉坤(右)和鹿钟麟的合影
熊秉坤是首义诸人中比较顺利的一位，他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武昌市长等职；1949年后又担任了湖北省政协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辞世。
二、 第一手资料的缺失。所谓第一手资料主要是指熊秉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撰写的亲历文章，熊当年的回忆材料是应湖北革命实录馆之邀而写，后来也存于此处。但湖北革命实录馆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该馆被黎元洪关闭后所有资料、文献原定上交北京，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只好暂时保存于馆长谢石钦处。建国后谢石钦将这些珍贵的史料交给武汉文史馆，后又转给湖北博物馆和湖北省政协文史委。198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之名将这些文献出版，人们这才从熊秉坤初原性的文字记载里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程一枪”之说才得以传世。
三、 人为的遮蔽和隐讳。程正瀛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出身于湖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投身新军后加入了共进会，武昌起义后一举成名，被民国政府授予一等功。其历史到此为止非常圆满，但他后来却投靠了北洋军阀，做过一些对不起革命党人的事情，1916年被党人抓获，沉江而死。可能因为这些不太冠冕的原因，致使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壮举被人为的遮蔽和隐讳，一般人不得而知。
程正瀛死后，熊秉坤关于“第一枪”的说法与原来有了变化，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将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转化为熊秉坤，他在《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这样写道：“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堂、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显然，熊秉坤此时的说法已与原来有了明显的不同。
其实，对“熊一枪”和“程一枪”应有的历史地位问题，最起码的要求是忠于史实。对此，熊秉坤之子熊辉的态度非常客观，他在《从熊秉坤先生不谈第一枪谈起》一文中说：“父亲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率工程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如单从时间上、狭义上说，他并没有打响这第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