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画面中，袁隆平连声说“好”。心情如何？“More than excited！”
开心得像个90岁的孩子。
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评价：“袁隆平为中国解决贫困与饥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他还给极少数人上了难能可贵的一课，东方农业科学的成就已经超越它的发源地西方各国。”
1986年，在长沙举办的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上，袁隆平作了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提出今后杂交水稻发展的战略构想：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再向“一系法”发展，这样育种程序由繁到简，能节省更多时间和种质资源，加快育种年限。
1991年，时任*的江泽民曾去袁隆平实验室参观，在显微镜下观察了一张水稻无融合生殖材料的胚胎切片材料，说，“只看到一个点。”袁隆平解释，这是一项超前研究，我们希望用水稻无融合生殖材料来固定杂种优势，这样杂交水稻就不需要年年制种了，这就是一系法杂交稻。
其实，即使最开始的“三系”研究，也不容易。
1966年2月，《科学通报》发表了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在这篇论文中，他将水稻的不育性分为三类：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部分雄性不育型。并做了预测：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找到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给水稻带来大幅度的增产。
这篇文章冲击了“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首开杂交水稻研究先河。
这篇论文发布后不久，《科学通报》停刊。
袁隆平表示：真是万幸，赶上了末班车。如果不是赶在停刊前发布，杂交水稻的成功或许会滞后若干年。
2017年，袁隆平在英文报告开场自嘲“I speak broken English(我英语说得很不好)”，但观众的反馈是：流畅，全程几乎未见停顿或错误。
有网友说：“原来他还会说英语？对不起，没有不敬的意思，可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位农民伯伯……”
袁隆平英文很好。这一点，他归功于母亲的影响。小时候，母亲就经常把孩子们围在身边，教他们说英文、给他们讲童话故事。
80岁生日晚会上，他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是母亲：
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
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源到重庆，没有您的执著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
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
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英文很好的袁隆平曾调侃太太邓哲“英文不好”，说带太太去伦敦开会，怕她走丢，就给她个写有旅馆地址和电话的牌子，又教她两句英文，一句是，Excuse me sir，一句是 can you help me？
邓哲曾上过袁隆平的遗传育种课，1963年，两人再次相逢时，她在县农业局做技术员。两人闪婚，从此相伴一生。
她一直是他坚定的支持者。“三系杂交水稻”的设想，曾遭到不少怀疑。但邓哲相信这一定会实现，她和袁隆平一起在稻田寻找适合的样本，帮他整理和分析数据。
特殊年代，袁隆平告诉邓哲，要做好分手的准备。她的回复是：大不了跟你一起种田当农民，你照样搞你的杂交水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