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是中国特定时期的产物，在建国之初的头三十年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统计显示，1975年，全国城市劳动力的78.2%，都住到了封闭的单位大院里。
大院的建设始于建国之初。当时全国向苏联学习，注重工业生产。苏联的理念推崇生产，鄙视消费，认为一切都应以生产为中心。
当时国内的社会生产以单位为基础。国家给每个单位的建设资金有限，拨的钱既包括生产办公费用，也包括生活区建设的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位建设一个大院，就成了最佳方式。大院以生产为核心，各类配套围绕生产功能进行布置。即节省了钱，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大院里几乎可以说除了火葬场之外，什么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人一生的事情国家都可以管。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大院里生活一辈子不出去。
大院为了各自单位的利益，通常都封闭管理。其内部会形成一个独立生活的小社会。单位不同，大院内部的情况就不同。
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大院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
建国后，各类国家机构和部门进入北京，这些单位都需要场所容纳新来的人口。他们因此开始了“跑马圈地”的运动。
当时北京的“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这个事。军队的和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都过来要地，级别都很高，委员会的人惹不起，不得不拨地。有的军队单位涉及保密，想要哪块地北京市就得给哪块地。
这些大院有很高的自主权，到1990 年北京颁布《对本单位用地范围内建设项目实行总体规划设计的规定》之前，大院的内部建设活动都无需审批。
这样做造成的局面就是，老城以外的好地方都被大院占了。北京周边呈现了大院和郊区村落间隔的形态。
不管是机关大院还是小区大院，都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导致了城中城的出现，在城市空间整体层面上形成了蜂巢状的结构。（中国封闭小区从何而来：“新单位主义”的回应）
80年代末的时候，北京各种大院据说有两万五千个。大院的无序发展让北京很难成片建设。
做规划的人都知道，一个片区的规划，把路网结构确定了，开放空间（比如绿地）系统确定了，基本上规划方案的骨架就确定了。
这些机关大院，首先占了一块块地，城市道路不得不从他们之间穿过去，结果就是很难形成完善的道路网络和完整有序的城市片区。
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交报告时说道：
“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设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很大的浪费。”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64》）
北京的大院可以大概分为四类：军队大院、国家机关大院、大型国营工厂、高校大院。（郑以然，北京大院的空间生产与文学再现，2016）。
1）军队大院：刚解放时，部队都在西边，所以军队大院在北京西郊地区的居多。从公主坟到西山，各类军队大院和军队医院依次排布，比如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解放军总院等。
北京海军大院照片
2）国家机关大院：这类大院在北京的北边和西边居多。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
3）高校大院：以学院路一带为主要聚集区。魏公村也有一些。
4）大型国营工厂：这些在朝阳区居多。比如北京京棉二厂等。
中国的单位大院在建国后计划经济的30年间达到高峰。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机关大院逐渐弱化，转而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大院”：大型封闭社区。
大型封闭社区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地产业的发展兴起的。
1991-2000年间，上海将83%的居住小区封闭了起来；深圳2001年持有商品预售许可证的楼盘里，95%是封闭社区。（宋伟轩，《中国封闭式居住模式的源流、现状与趋势》）
这些社区封闭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当时采用开发商代征代建的开发方式。开发商拿到地以后，要帮着市政部门建设一部分城市道路，这部分成本也算到了房价里。买房的人认为这些道路自己掏了钱，自然可以圈起来不给别人用。
第二，封闭小区利于降低犯罪率，提升治安水平。以北京为例：
1995年，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派出所选择10个治保会进行了“小区封闭管理”的防范试点，结果10个封闭小区治安状况、公共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自行车案件下降幅度达91.5%，刑事案件下降85%。（《人民公安》发表题为《封闭小区好》，1996）
这些封闭的小区是在有整体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开发的，因此他们的秩序性比机关大院要好一些。
但是那个时期的城市规划，喜欢大路网，大街区。围合街区的城市主干道距离很远，街区内部都是小区道路，外部车辆不能进入。
所以这种封闭社区，实际上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大院”。
北京的这些机关大院和大型封闭居住区，占用了大量建设面积，使城市道路面积严重不足。
仅在2003年底，北京大大小小的大院内就约有1000万平方米的道路没有和公共道路连通，至少占整个城区道路面积的10%以上。（中国国家地理：《北京大院和交通的“战争”》）
这两种大院，再加上大学的“大院”，医院的“大院”，各种科研院所的“小院”，把整个城市弄得支离破碎，道路不得不在其中穿插，城市道路不成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近些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度提升，拥堵自然大幅度加剧。
相关部门不止一次考虑过大院的开放。比如2009年，民政部发文《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鼓励社区内或周边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内部食堂、浴室、文体和科教设施”。但是有的大院直接拒绝了，因为他们和民政部同级，民政部的文管不了他们。（《北京：大院之城》，新民周刊，2018）
2016年，国家有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想通过打开大院的方式，缓解大城市路网密度不够的问题，从而缓解交通压力。
当时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讨论，最后看这些文章的结论，都认为没那么容易，执行起来具有层层难度。已经成型的东西要改很难，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就更困难了。
结语：
大院是中国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和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发展。
大院造成了混乱的城市结构和道路面积的不足，但是直到现在，很多大院仍旧完全不开放。
北京的大院在城市结构、交通、人口组成等方面影响了城市的发展，现在想彻底改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未来通过各种辅助手段慢慢改善。
本文作者：城市丛谈（KKND2080）。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