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创作背景,富春山居图创作经历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子明卷》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花了两千两银子，买得《富春山居图》后半段《无用师卷》，竟闹出了一段收藏史上的笑话。此前一年（1745年），乾隆得到了一本《山居图》，他写道：“偶得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购得《无用师卷》后，乾隆就有了两幅一样的作品，他剪烛粗观，思虑再三，最后决定，“旧为真，新为伪”，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的。《山居图》（后世称为子明卷）其实是明末文人临摹《无用师卷》的摹本，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把乾隆帝蒙骗了。乾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鉴赏家，虽然断言《富春山居图》是假的，但因为这幅作品“有古香清韵”，“非近日俗工所能为”，也心存疑虑，一时难断，等待“他日之辨”。可悲的是，清廷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即使明知《山居图》是赝品，也不敢点破，后来将真正的《无用师卷》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并书贬语于其上。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始得正名，洗去尘冤。第二年，乾隆十一年的冬天，《富春山居》无用师卷来到了弘历面前。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可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在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的附和下认定后者是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并命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始得正名被编入，洗去尘冤。

浙江博物馆馆藏《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不管乾隆帝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在乾清宫里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包括《富春山居图》在内的万余箱珍贵文物，先运抵上海，再运至南京。1949年，又随国民党败退，辗转迁台。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抗日战争时期，《剩山图》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吴湖帆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来到浙江博物馆，成为 “镇馆之宝”。

黄公望画像

元代画家黄公望（1269—1354），本姓陆，名坚，原籍江苏常熟，幼年父母双亡，后有浙江永嘉黄姓者，年九十而无子，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少年黄公望，见其容貌清秀，故收为嗣，云：“公望子久矣”，自此正式改名公望，字子久。后自号一峰，又号净墅、大痴、井西道人等。 擅长画山水，多描写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与吴镇，王蒙，倪瓒并称元四家。原系浙西廉访司一名书吏，因上司贪污案受牵连，被诬入狱。出狱后改号“大痴”，从此信奉道教，云游四方，以诗画自娱，并曾卖卜为生。他学画生涯起步较晚。然由于生活坎坷，寒暖自知，所绘山水，必亲临体察，画上千丘万壑，奇谲深妙。其笔法初学五代宋初董源、巨然一派，后受赵孟頫熏陶，善用湿笔披麻皴，为明清画人大力推崇，成为“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中最负众望的大画家。此外，画作之余，留有著述，如《写山水诀》、《论画山水》、《大痴道人集》诗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