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旮旯里娃是怎样抢滩大上海并屡摘桂冠；
一个被遗弃的“高干崽”是如何发愤图强、不断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添砖加瓦；
一个退休后女儿已为其办好某国绿卡可在异国他乡居住没多久就决然回到祖国怀抱；
一个在沪上已经定居了60余年的“阿拉上海人” ， 每次一回到乡下老家，却依然操满口掉渣的土话……
61年前，一只雏雁从湘南僻野山冲带着稚气，仅凭一对娇嫩羽翼，饱含热泪地飞向东方上海滩。牠频频地拍打着那两片小小的翅膀，不停地飞呀飞，经过严酷的岁月洗礼，牠的羽翼日渐丰满。于是，大鹏展翅，牠终于掀动起巨大的臂膀，向着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又一个高点，翱翔，翱翔.......
金秋时节，当佩戴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和人民英雄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国宾队簇拥着从金水桥驶入人民大会堂，倏忽间，一位醇厚忠贞、却远非平凡的文化战士的形象瞬即映入我的脑际。我想起他那高大身躯、满头银发和80年风雨岁月所铸造的经典人生，以及那宛如我家门前的八月桂散发出来的浓郁幽香般的品行与修为……
他是谁呢？
他就是本文的主角大雷。
（一）
大雷无疑是个出类拔萃的编辑、出版家。
我很在意大雷的职业经历。
大雷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经历了上海市岀版局机关、学林出版社、邹韬奋纪念馆三段工作经历。
1981年，大雷是学林出版社组建时的初始成员。5年后的1986年初，大雷便从普通编辑连跳三级，被任命为学林出版社副总编辑。两年以后，又晋升为实行社长负责制后的第一任学林出版社社长。屈指算来，大雷从学林社组建到62岁时离开，在学林社历时22年，其中担任学林社领导17年。在他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学林社从默默无闻的新社、小社到名闻遐迩的名社，曾被媒体誉为“北有三联，南有学林”。在其任内，学林社有两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5种获得“中国图书奖”。其中重点书《中国历代服饰》，还出版了英文、法文、德文版和香港、台湾版，在国内外连获5次大奖。此外，还有《中国历代妇女妆饰》、《金文大字典》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得到国內外广大读者的青睐和推崇。在2013年的一次世界图书馆馆藏中国图书的调査中，学林版的图书入藏数更是获得跻身于前30名的殊荣，成为全国500多个出版社中的佼佼者。此外，学林社首开新中国自费出版之先河，为其他出版社提供了经验和范例。经济方面，该社也从“贫无立锥之地”到购买了漂亮的办公楼层，年创利润和职工个人收入也逐年上升。
在出版社领导岗位上，大雷既是领导，更是名副其实的责任编辑。每年的工作量都大大超过一般的编辑。从大部头的《吕氏春秋校释》、《蒲松龄全集》、《明清娱情小品撷珍》到发行量数十万的普及型的《文艺小百科》、《应用文大全》等，都是他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鲜花。
他亲自抓社里图书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的大量宣传工作。除了自己写书评、书讯，还创刊了内部宣传小报《学林之友》，鼓励社里同仁一起出力。由于他的努力，2005年，他被某媒体评选为“中国传媒大腕100人”之一 。
他还长期兼职上海市编辑学会的领导工作并两度主编学会的刊物，且好评如潮。1985年大雷被任命为学会的副秘书长，并负责主编双月刊杂志《杂家》。他没要一个专职人员，采取聘请编委业余办刊的办法，大家除了稿费，每期只拿100元编辑费，却将《杂家》办得有声有色。
1997年，编辑学会改选，大雷当选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除主持学会日常工作之外，还兼任学会刊物《编辑学刊》的主编。他仍然采用办《杂家》的穷办法，除了请社里一位美工业余做美术编辑和短时间请过一位退休老师协助外，千斤重担一肩挑，独自包揽了刊物的全部编辑、校对和广告等业务。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两个‘半个人’办一个双月刊”，虽然人少，但是刊物不仅准时编辑出版，从未脱期，且质量和影响，均跃居全国同类刊物的前列。在他任主编的1998到2001年4年间，《编辑学刊》入选《中国编辑研究》的文章数量位列全国同类杂志的第一位。由北大图书馆、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负责编印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第三版）中，在由被索量、被摘量、载文量、被摘率等因子筛选出来的23种“信息与知识传播类核心期刊”中，《编辑学刊》亦荣获序号第一。
1993年以后，大雷继续担任第二任社长，社领导从4人减为2人，原来的总编辑、副社长的工作都由他一肩挑。加上责编、学会刊物的编务、主编、外宣等等诸多工作，他一个人几乎干了四五个人的活。在他看来，只要身体吃得消，他就得埋头去干。他说：“我们乡下有一句话：‘力气用不尽，井水挑不干’，一个人能多干几个人的工作，等于比别人多活了几辈子，这是最大的福报。”
1999年，当了11年学林社社长的大雷，有着正高职称的他，本可以继续任职，但他却主动辞去社长职务，改任以业务为主的总编辑，腾出位置让年轻一些的同志上来。
2002年，大雷62岁，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却被局领导任命为邹韬奋纪念馆馆长。当人事部门的同志去市里为他办调动手续时，都觉得很稀奇。事实证明，这是一着高明的棋,局领导慧眼识珠、知人善任。因为大雷早在1983年就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韬奋与出版》，之后又继续学习研究韬奋故而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此番走马上任，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虽说局领导并没有给大雷下达具体任务，但是，响鼓不用重锤,扬鞭催马自奋蹄。大雷这位老当益壮的新馆长不失时机地抓住韬奋逝世60周年（2004年）、诞生110周年（2005年），韬奋纪念馆建馆50年（2006年）的三大契机，大雷在其就职5年多的时间里大展拳脚，不仅圆满完成了纪念馆的展板制作、接待参观等日常宣传、纪念活动，而且开展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且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被认为是历届馆长中成绩最大的一位：他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韬奋思想研讨会；编写出版了《韬奋纪念馆·韬奋故居》等宣传普及的小册子；创办并主编出版了3辑《邹韬奋研究》丛刊，（达100多万字）；整理出版了《韬奋手迹》、《店务通讯排印本》；主编了纪念韬奋诞生110周年的大型画册《浩气长存》；制作了纪念韬奋诞生110周年的大铜章；他还利用馆藏资料，自己撰文、拍照，编辑出版了精美的的图册《韬奋纪念馆50年》；还与同事们搜集整理了长达数十万字的《韬奋全集》佚文移交给接任者，他自己则呕心沥血编著了近30万字的《韬奋论新闻出版》（2009年出版）......，
大雷在韬奋纪念馆
当一系列纪念活动圆满落幕，同事们正沉浸在欢快的氛围中，热烈庆贺的时候，大雷却悄悄地离开了……
此时，大雷已经快68岁了。故有人诙谐、羡慕地说，大雷真风光，享受了超过部级领导的待遇（指退休年龄）！
大雷在回顾自己的往事时，曾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虚度年华，而是一直在努力奋斗，有所作为……”这话说得非常中肯和贴切。他不论在哪一个岗位，都能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自警自励，使尽浑身牛力，几乎每个岗位都干得非常出色，上级领导非常珍重他身上那股牛劲，珍重他的才华，珍重他的人格魅力。而大雷呢，工作越出色，领导越重用他，他越勤奋，越谦逊，越与同仁和谐相处。
大雷在多个学科领域内，还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专家、学问家。
研究生毕业以后，大雷除了做好编辑、出版的本职工作以外，还穷尽一切可利用的业余时间，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被誉为“学者型编辑”。
大雷的学术研究涵盖了五个方面，且其研究成果独树一帜，不同凡响，硕果累累。
大雷五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包括：（1）《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研究；（2）中国古代童谣研究；（3）邹韬奋与出版研究；（4）编辑学研究；（5）古代文言小说和明代散文研究。
1981年以来，大雷在国内12个出版社正式出版各类学术著作17本，其中，有关《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研究的著作4种：《聊斋艺术谈》、《聊斋艺术通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聊斋写作艺术鉴赏》；有关中国古代童谣研究的著作2种：《中囯古代童谣赏析》（与王龙娣合作）、《中国古代童谣（插图本）》（与王龙娣合作，盖国梁配图）；
有关韬奋研究的著作2种：《韬奋与出版》、《韬奋论新闻出版》；有关出版的著作3种：《微型书论》、《心路历程》、《亲历学林社二十年》；
大雷出版的著作
有关编辑的著作2种：《编辑修养十日谈》、《编辑应用写作》（修订本被教育部正式列为大学本科指定教材）；古典文学选注2种：《古代文言小说精华》、《明代散文》。此外，大雷还发表了各种文章数百篇，翻译了日本吉野裕子的《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与人合译）、《幼儿教育思想》等，合计文字总量在400万字以上。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来说，大雷之学术贡献就实在是难能可贵。
大雷的书和收有大雷文章的部分图书
我认真地梳理了一下大雷几十年的作品架构，从以上列举的诸多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雷简直就是编辑、出版界的拓荒牛，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勇于实践、不断改革的创新者，是新中国编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架构者；是国内系统研究聊斋写作艺术的第一人；他“填补了中国古代童谣研究的空白”（文学、戏曲史大师赵景深先生语）；是韬奋研究名副其实的专家。
正是在30多年的历练和一人业余独办《一报三刊》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躬身以求、不遗余力、不为名利、不图回报的摔打，终于成就了大雷这个编辑、出版界的翘楚。
荣誉从来不吝啬事业上的艰苦打拼者。
1988年，大雷被评上副编审；1993年被评上编审（享受正局级医疗待遇），退休后升级为二级编审。
1985年任上海市编辑学会副秘书长，1997年起，担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他还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出版工作协会、上海市辞书学会、上海市古典文学研究会、上海市杂文家学会、中国书评学会理事；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2000年6月，他成为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0年9月，他获得上海市首届“上海出版人”银奖。
（二）
现在该交代一下大雷的身世和为人了。
大雷全名雷群明，1940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哲桥乡石塘铺冲里村。
村子背山面田，村前有口永不干涸的泉水，冬暖夏凉，哪怕天干得石头裂缝，那清冽的泉水总是永不停歇地涌出来。风水先生说，这里的地气好，会出“脚仙”（指大人物）。这句话大概应验在大雷的父亲身上。大雷的祖父比较穷，但大雷的父亲却在外地读到中等师范毕业，且就读时就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前夕已官至四个中心县的工委*，解放后又顺利晋入“高干”行列。
按常规，大雷本可在父亲的荫庇下，享受荣华富贵，不料，其父却在“进城换妻风” 中喝了迷魂汤，向当时年仅33岁、已为他生了5个儿女的结发妻子提出了“离婚”！这真是晴天霹雳！大雷的母亲顿时失魂落魄，到处奔走，决不同意离婚！但是她的抗争没有什么用，她仅仅粗识几个字，既写不成状纸，弱势的娘家又为她撑不了腰。在没有出庭、没有接受离婚文书的情况下，硬是判了离婚！可怜大雷的母亲孤灯苦守了15年，眼见苦尽甘来，却连同她的两个苦命儿子，一同被遗弃了（因为年幼，跟着母亲生活的大雷和弟弟名义上判由父亲抚养到成人，实际上，在父亲新欢的淫威之下，并没有兑现）！
从此，大雷母子3人，陷入了一连串的打击和屈辱之中。大雷的家庭成分 ，从“革命干部” 跌入到有“地主尾巴”之称的“小土地出租”，成了次等公民，从完整的家庭一下子跌入到有母无父的缺陷家庭。
被遗弃的痛苦，处于弱者地位的被嘲弄，深深刺伤了大雷的心，也培养了大雷的正义感与对弱者的同情心，使其彻底丢掉了做公子哥儿的幻想，使他看清了自己的前途：除了自己努力奋斗，没有人会帮他，他只有拼命读书，才会有出路！
大雷自父亲背离这个家以后，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大雷生性聪明好强，小时候，父亲教姐姐读书，姐姐还在读，他倒先背出来了。可不知为什么，父亲总不喜欢他。躲日本鬼子那一年（1944年），父亲让母亲带他和姐姐往三都的山里逃，父亲让不足4岁的大雷跟着大人的脚步走，大雷走不动，父亲几次恶狠狠地要母亲扔下他。六七岁时，他便独自离家到几里地外的遥田小学读书，尽管山道弯弯，林木茂密，时有老虎豺狼出没，他却麻着胆“独来独往”，毫不畏惧。稍大一点，大雷便到离家远的县城去读小学高年级，读完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父亲让大雷到长沙育才小学，由于恰逢春季改秋季招生，大雷在那个专收干部子弟的学校读了一年。可是，放学后父亲却不让他去自己的新家，只是星期天偶尔来学校看看他。时年11岁的大雷，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呆在学校里，小小心灵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远在数百里之外乡下的母亲和弟弟！暑假到了，小学毕业后的大雷，在母亲身边，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多月。当他回到长沙时，初中招生考试已经结束，他已无法进长沙的学校，只好无奈地回到耒阳，经插班补考进了耒阳一中。
耒阳一中原来是杜陵书院，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安卧在院内。这里幽静肃穆，古柏森森，似乎有一种灵气萦绕在学校四周。大雷生就一个读书坯子，除了发愤苦读，似乎没有别的爱好。专心功课之余，大雷还特别喜欢看连环画和小说，尤为迷恋《封神榜》等古典小说……
1955年，大雷顺利地初中毕业，可体检时却突然发现，自己竟得了肺病！他只得休学。这时，父亲倒是很关心他，给他定期寄药和清鱼肝油，大雷边治病，边看书学习和投身到合作化的生产劳动中去。一年后复查，没想到竟神奇般地盼来了“病灶钙化” 的好消息。不久，他就考取了耒阳二中高中部。
也许是神灵保佑，也许是时来运转。从此，大雷一直好运连连。3年后，大雷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全国重点大学——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大学生，成了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等名师的学生；本科毕业后，大雷又以华东师大中文系惟一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戏剧史大师赵景深先生的研究生，攻读元明清文学史专业。
研究生3年，是大雷一生的重要转折。其间，大雷除了认真阅读赵先生开列的专业书单，还系统地通读了马恩、列宁和*的四卷本选集、魯迅十卷本全集，并摘录了一套魯迅语录的卡片。
大雷以为，伟人、哲人是青年最好的导师，最好的榜样。汲取他们著作中的精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选准人生道路，把握前进方向，做一个有理想、有操守、有奋斗目标、对革命事业、对人民有用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认为，只有选择一条应该走和值得走的道路，坚持走下去，人活得才有意义，有价值。世事乱如麻，人生多歧路。大雷深知人生从起步时开始，就必须牢牢地把握好方向。他说“做学问，先得从做好一个人开始。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在这方面，赵先生亦是我的良师和楷模。他一生立身正直，谦和待人，哪怕身处逆境，也决不做苟且不义之事，这是我比他的学问更加佩服他的……。”
因为有革命导师的理论指导导航把向；又因为有赵先生这样的老师做人生楷模，加上进入高中以后，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学习更加勤奋，几乎是分秒必争；除了上好功课，课余多读书以外，他还从高中（1957年）时起，就注重多观察，坚持写日记，几十年来风雨无阻，一直写到现在。目前他已整理内部出版了13本日记，总名《逝者如斯》，共500多万字，时下，他正打算整理出版第十四本……
我虽然在32年前就专程去上海采访过大雷，但对他的了解，毕竟是十分有限的，为此，前不久，我列出几个问题，请他书面回答我。
“影响您一生的有哪些人物？请简述您受他们哪些影响？”
“我曾经在给两个小外孙编的《老鼠哥哥和小牛弟弟》一书中，提出了32个字的‘为人要则’与他们共勉，说的是：‘健康第一，品德第二，学业第三，娱乐第四。志存高远，见贤思齐，乐学巧干，持之以恒。’这32个字，可以说是从我一生的经历和磨炼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精华’，是受人影响而又反过来影响了我的主要内容。
“具体来说，影响我最深最大的主要是*、鲁迅、蒲松龄、邹韬奋，家里人则主要是母亲和父亲。而他们给我的影响首先是做人，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在上不骄，处下不谄，爱岗敬业，踏实做事。其次是做文，包括做文的思想、精神和技巧。前已有述，我读研究生时就完整地读过*的选集（1一4巻，以后又读过第5卷），鲁迅、蒲松龄、邹韬奋的全集。其中*的影响是与同时代大多数中国人相同的。鲁迅的全集通读过一遍，曾经自己做了一套鲁迅语录卡片，单篇、语录读过多少，无法统计。这两位主要是给我思想上的指导。而蒲松龄、邹韬奋的全集，因为写作的需要，读过不止一遍。并且在研读的同时，写了一些东西，包括几本著作和一批零散文章。以上4人，他们的思想、精神和人格力量给我的影响，可以说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
“研究生导师赵景深先生给我的影响主要是正直与和善待人接物的人格力量以及学术上的关心、爱护和指导；
“其他先生对我也有一定影响的，倒是耒阳二中的雷绍坦老师，他那句‘莫当造粪机’的告诫语，硬是让我记了一辈子！
“华东师大的徐中玉、钱谷融、施存蛰等先生，他们的道德、学问亦是我一生奉行的楷模。
“家里人对我影响很大的，首先是母亲。尽管她没有文化，与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更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但是她用‘身教’ 所给予我的影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她以‘忠孝不能两全’的简单道理支持我外出求学和工作，教育我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她以自己的言行教育我要清清白白做人，再穷不能做违背法制、道德和良心的亊；她以自己的一生告诉我，面对困难和压迫，决不低头，而要勇敢抗争；她以自己对父亲的态度，告诉我如何正确地爱与恨……”
正因为如上这么一些原因，进入高中以后，大雷的人生之路，一帆风顺：领导珍重他，一次次破格地启用他，提拔他。读中学时，他是班里5年内唯一被发展的共青团员；走上工作岗位后，在他尚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领导力排众议，让他列席党委常委会，起草党代会报告；（相信他有这个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33岁时，他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他在学林社工作不满4年，就连跳三级，成为副总编辑；之后两年不到，又被擢升为社长；他在学林社持续担任主要领导长达17年，直到62岁才离开；60岁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而他62岁却还被任命为韬奋纪念馆馆长，直到68岁才办理退休手续。
我真羡慕大雷周边那种十分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还是先来说说大雷雅号的由来。
1988年10月，《湖南日报》登有一篇我采写的文章《大雷和他的出版社》，里面写到：“那天，我在他办公室里静静地等了他半个小时，后来，我才知他和一个青年作者在谈稿件。走时，那小青年不住地邀他，‘大雷，什么时候一定到我家来玩……’业余作者称他‘大雷’，结领带的青年编辑也唤他‘大雷’，连一个有了白头发的中年编辑也叫他为‘大雷’…… ‘大雷’身高1米8，身材魁伟，体魄强健，常着一身运动装，穿一双强弹力鞋，俨然一个运动员，而骑的自行车却破旧得很……”
无独有偶，28年过后，上海年近九旬的出版家江曾培先生在为大雷《亲历学林社20年》一书作序时也称他为“大雷”，并在括号里标明“大雷”是朋友们对雷群明先生的昵称，可见“大雷”和同事、朋友的关系非同一般，既亲切亲密又纯朴自然。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大雷和同僚的关系。
2016年，大雷调离学林社已经14年了，可学林社现任社长段学俭同志却找上门来，请大雷写在学林社时的回忆录，并给他以出单行本、精装本的高规格待遇的许诺；《亲历学林社二十年》的稿件出来后，他在学林社的继任者、老社长曹维劲则心甘情愿为这本20万字的书稿一字一句地审、校稿，编辑部主任吴耀根则主动担纲了责任编辑；更感人的是，老一辈的出版人、上海市版协前主席江曾培先生高兴地为他写序，而标题就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序中对大雷的真、诚的编辑、出版、写作态度和作风赞许有加，说这本回忆学林社的书处处有来历，事事有根据，所述内容几乎达到了新闻报道所要求的“5W”，来龙去脉十分清晰。什么原因？江先生直面其故。江先生说，“这与大雷的一个良好习惯有直接关系。从1959到2009年这50年，大雷坚持写日记，持续写了500万字以上，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江先生进而说，“‘好记性比不过懒笔头’，使得这本回忆录内容结实、厚实、真实，不空泛、不浅浮、不虚妄。”此外，江先生对作者实事求是地评价学林社其他领导和广大职工的贡献，对出版社在协作出版中出现的纰漏，没有回避，而是主动承认自己的失误与责任的态度大加褒奖。称“这种不挟私、不虚饰的诚实态度，使这本回忆录公正而大气。”
现在，当封面烫金、精装本的《亲历学林社二十年》一书呈现在你面前时，你能不感慨万端吗？你能说这不是大雷的同仁对大雷的工作及其为人的认可、肯定与褒奖吗？
写到这里，我还不得不提及大雷是怎样处理他和他父亲关系的，因为这是大雷毕生的痛点，也是本文绕不过去的难点。
“您恨您父亲吗？您是怎样看待和处理与您父亲关系的？”前不久，在与大雷笔谈时，我毫不掩饰地向大雷发问。
几天以后，大雷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父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对我的影响也是深刻和独特的。
“父亲生于1917年11月，2006年11月去世，享年90岁。他在师范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并成为共产党四个中心县的工委*，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他在解放后不久的1951年却执意与我母亲离婚，抛弃了母亲和我与弟弟！
“与我母亲离婚后，开始他尚能遵守离婚判决书的判决，能承担抚养我和弟弟的义务，按时给我们寄生活费，且正常通信，但在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就屈服于新妻子的压力，加上自己也受到打击，被送到农场‘改造’，收入下降，对我有时还过问一下，对我弟弟就不管不顾了。但他心里还是有点牵挂我的，曾经两次偷偷地到上海来看我和孩子们，利用出差的机会给我写信或者寄点钱。1985年离休后直到1994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基本上与我们断绝了关系。我曾经很强烈要求与他保持正常的父子关系，必要时诉诸法律，但是在他的请求下，我放弃了，答应不去‘干扰’他。对于我们给了他差不多10年的太平日子，他多次表示感谢。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后，他主动与我们恢复了联系。
“2003年中秋，应他的要求，我与爱人和弟弟、弟媳等去广州与他及他那边的孩子团聚，弟弟的大儿子也带着妻子女儿从深圳赶去，使他比较高兴。
